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教学实效性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思政课教学改革聚焦于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创新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显性维度，而对教学环境中隐性熏陶元素的系统性开掘与有机融入，尚未形成充分的学理关注与实践共识。事实上，教学环境并非仅仅是知识传递的物理容器，更是意义生成、价值内化与情感唤醒的浸润性场域。环境熏陶元素以其弥散性、潜在性和持续性的作用方式，能够在无形中塑造学生的认知图式、情感倾向与信念结构。本文旨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环境中环境熏陶元素的构成形态、融入困境与实施路径展开系统探讨，以期为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文化育人与环境育人效能提供学理参照。

一、环境熏陶元素的内涵界定与教育意蕴

环境熏陶元素，是指存在于教学场域之中、能够通过感知觉通道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各种物质、制度、文化与心理因素的集合。不同于直接讲授、案例分析等显性教学手段，环境熏陶的作用机制更接近于“润物细无声”的感性浸润——学生在特定环境中反复感知、体认与内化，逐渐形成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从教育学视角审视，环境熏陶的本质是隐性课程的重要组成，它通过空间叙事、符号暗示、氛围营造等路径，将思政教育的目标取向“编码”进日常教学情境之中。

在高校思政课语境下，环境熏陶元素的教育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认知框架的隐性构型——环境中的视觉符号、制度安排和文化陈设能够为学生提供理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背景知识”，降低直接理论灌输的心理阻抗；其二，情感联结的场域催化——富有仪式感与文化温度的教学环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归属感、认同感与使命感，使理论认知向情感认同转化；其三，行为惯习的日常涵育——有序、开放、包容的课堂环境能够引导学生形成自律、合作、批判性对话的行为模式，实现知行合一。

二、思政课教学场域中环境熏陶元素的构成形态

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中的环境熏陶元素可从物质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四个维度进行解析。物质环境层面，包括教室的空间布局、桌椅排列方式、墙面装饰、灯光色调、多媒体设备配置等。例如，圆桌式布局相较于传统排排座，更有利于平等对话与观点碰撞；墙面上悬挂的经典文献摘录、时代楷模画像和历史事件影像，能够在视觉上持续锚定思政课的价值主题。制度环境层面，涉及课堂规则、考勤与评价机制、讨论规范、师生互动程式等。柔性、民主且具有教育导向的制度设计，能够将尊重、公正、责任等核心价值制度化，使其在日常教学流程中反复强化。

文化环境层面，涵盖课堂话语风格、知识呈现的叙事方式、教学素材的文化底色以及师生共享的价值隐喻。思政课不仅是知识传递的场所，更是意义交流与价值协商的文化空间——教师使用何种语言风格、选取哪些案例素材、如何回应学生质疑，都在建构特定文化氛围。心理环境层面，聚焦于师生关系质量、课堂心理安全感、学生之间的互信程度以及集体情绪基调。当学生感到被尊重、被倾听、被接纳，思政课的价值引导才可能突破防御心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化。

三、环境熏陶元素融入思政课的实践困境与成因

尽管环境熏陶元素在理论上具有显著育人潜力，但在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中，其融入程度仍较为有限。第一，物质环境的“去思政化”现象较为普遍。多数思政课堂仍然沿用通用型教室，缺乏具有学科辨识度和价值导向的专属空间设计，墙面空白或仅张贴通用标语，难以形成持续的视觉暗示与文化张力。第二，制度环境的“规训化”倾向明显。部分课堂管理偏重纪律控制与刚性考核，忽视了制度本身的教育意涵，学生难以从管理制度中感受到自由、平等与责任等价值浸润。

第三，文化环境的“同质化”问题突出。不同高校的思政课堂在话语风格、案例选取和叙事方式上趋同，缺乏基于本校历史传统、学科特色和地域文化的个性化表达，环境的文化识别度与情感亲和力不足。第四，心理环境的“疏离感”未得到有效化解。大班额授课、师生互动频率偏低、讨论氛围不够包容等因素，导致课堂心理安全感缺失，学生在价值表达时存在“观众效应”和“自我沉默”倾向。这些困境的深层成因，一方面在于对隐性课程的认识尚未从理论共识走向系统规划，另一方面在于环境建设与教学设计的整合机制尚不健全，环境熏陶被视为“锦上添花”而非“内在构成”。

四、环境熏陶元素深度融入的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顶层设计到微观操作构建系统性的融入策略。首先，推进思政课教学空间的“主题化”与“场景化”改造。高校应结合本校文化传统和思政课教学重点，设计具有价值表达功能的专用教室——例如设置“红色文化角”“理论经典墙”“时政评析区”等主题板块，利用数字屏幕滚动展示前沿理论动态与优秀学生成果，使静态空间成为动态的“价值叙事场”。同时，桌椅布局应支持多元教学形式，兼顾讲授、小组研讨、情景模拟等不同环节的环境需求。

其次，重构具有教育意涵的课堂制度体系。制度设计应从“管理导向”转向“成长导向”，适度弱化控制性规则，强化基于协商的契约式规范。例如，由师生共同制定课堂参与准则、作业评价标准和讨论伦理守则，使制度形成过程本身就成为民主协商和责任意识的实践训练。评价制度应增加过程性、表现性指标，将学生参与度、观点发展性、反思深度等纳入考量，使制度环境传递“成长重于排名”的价值信号。

再次，培育各具特色的思政课文化生态。高校应鼓励教学团队基于学校类型（综合性、理工类、师范类、艺术类等）和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差异化、本土化的教学素材与叙事方式。理工科院校可强化科技伦理与工匠精神的融入，师范院校可突出师德传承与教育情怀的熏陶，地方院校则可嵌入本土红色资源、改革实践案例和民俗文化元素。多样化的文化环境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亲近感与身份认同。

最后，营造高支持性的课堂心理氛围。教师应有意建构“安全表达、差异共存”的心理环境，通过平等对话、积极反馈和情感关注降低学生的心理防御。具体策略包括：设置“无评判倾听”环节、使用匿名投票工具收集敏感观点、对边缘性发言给予积极重述等。同时，建立学习共同体式的同伴关系网络，通过小组协作、朋辈互评和集体研讨，强化学生之间的正向情感联结。

结语

环境熏陶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并非对既有教学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对思政教育本质的深层回归——教育不仅是“说理”的过程，更是“造境”的实践。一个有温度、有深度、有辨识度的教学环境，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当下，高校思政课改革正处于从“提质增效”向“内涵深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能否系统性地将环境熏陶从辅助要素提升为核心育人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思政课“入脑入心”的最终效果。未来，需要在理论研究层面进一步揭示环境熏陶的作用机制与评估路径，在实践层面积累不同类型高校的典型案例与可推广经验，真正实现显性教学与隐性熏陶的协同共育，使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价值成长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