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不仅是地域性居住空间，更是居民情感联结、价值认同与公共精神生长的重要场域。在新型城镇化与治理现代化双重背景下，传统行政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正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此转型过程中，制度规范、技术手段与法律框架固然构成了治理的基础支撑，但社区治理的深层效能往往取决于居民内在德性的涵养与公共伦理的自觉。换言之，社区治理想实现从“管治”到“善治”的跨越，必须重视道德教化在凝聚人心、化解纠纷、培育自治能力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旨在探讨“以德育人”作为社区治理的柔性力量，其独特的价值定位与功能性展演机制，以期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参照。

一、以德育人的文化根基与治理逻辑

“以德化民”在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源远流长。从儒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治道理念，到乡约、家训、族规等民间自治规范，道德教化始终是国家治理下沉至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在现代社区语境中，以德育人并非简单移植传统德治模式，而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与法治、自治形成互补结构。其核心逻辑在于：社区治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理空间和公共事务，更是人的行为模式与交往伦理。当居民的道德自律、公共意识与责任担当被有效激发，社区管理的行政成本将显著降低，邻里互助、协商共治的内生动力也将自然生成。因此，以德育人本质上是一种“治心”之术，通过价值引领实现治理目标的“软着陆”，这是制度强制或技术监控难以替代的。

二、以德育人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价值

以德育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对社区认同感的建构上。现代城市社区普遍面临“陌生人社会”的困境，居民之间缺乏情感纽带与相互信任，公共事务参与度低。道德教育通过社区文化符号塑造、模范人物宣讲、集体仪式开展等方式，逐步培育居民的归属感与集体荣誉感，使“社区”从地理概念升华为精神共同体。其次，以德育人有助于降低治理阻力、优化治理环境。在面临垃圾分类、楼道清理、停车管理等棘手议题时，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容易引发对抗情绪，而借助道德劝导、公约协商、邻里示范等方式，往往更能获得居民的理解与配合。此外，以德育人还发挥着行为纠偏与风险预防功能。社区中存在的邻里噪音、高空抛物、毁绿种菜等失范行为，其深层根源往往是公共道德意识的缺失。通过持续性的道德教化与柔性引导，可以在失范行为发生之前形成心理约束，从而减少事后纠治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以德育人能够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当道德教育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化为居民自发的道德实践——如志愿服务、爱心帮扶、楼栋自治——社区治理便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实现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能动化。

三、以德育人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机制

（一）价值引领与规范内化功能

社区以德育人最直接的功能在于为居民提供一套共享的价值坐标。经由社区公告、宣传橱窗、业主群推送及社区活动等阵地，将“睦邻友好”“诚信互助”“遵规守法”等基本道德准则嵌入日常话语。久而久之，这些外在的道德要求逐步内化为居民的心理认同与行为习惯，形成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这种内化机制一旦成型，便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与自衍性，即便缺乏外部监管，社区公共秩序仍能维持良性运转。

（二）矛盾调解与社会整合功能

社区是利益多元、诉求杂陈之地，因噪音、漏水、停车、养宠等引发的日常纠纷层出不穷。以德育人能够为纠纷调解提供非正式的伦理资源。调解者援引“将心比心”“远亲不如近邻”等公共道德准则，往往比单纯摆事实、讲法律更能触动当事人的情感认同。在道德共识的框架下，双方更容易达成谅解与让步，从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整合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教育在化解因代际差异、文化背景不同所导致的“认知隔阂”方面，具有法律与行政手段难以比拟的柔性优势。

（三）社区信任与网络重构功能

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而信任的培育离不开道德交往。在社区场域中，以德育人通过组织义卖、邻里节、老年课堂等活动，为居民创造面对面的道德互动场景。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不再是“门对门不相识”的邻居，而是相互协作、彼此关心的共同体成员。每一次真诚的帮扶、每一句关切的问候，都在无形中编织着社区信任网络。信任网络的密度越高，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就越低，社区应对突发事件（如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的动员能力也相应增强。

（四）公民品格的塑造与自治能力提升功能

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以德育人正是通往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通过道德教育，居民逐渐养成公共理性、规则意识与参与习惯，从“私民”成长为“公民”。当居民具备了基本的道德素养与公共精神，社区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才能有效运转，而非流于形式。可以说，德育的质量决定了社区自治的深度与可持续性。一个道德素质普遍偏高的社区，其自治章程更容易得到自觉遵守，其选举决策更趋于理性公开，其集体行动更富有效率。

四、以德育人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对策思考

尽管以德育人在社区治理中潜力巨大，但在当前实践中仍面临不少制约。一是道德教育的“碎片化”，很多社区的德育工作停留在挂横幅、贴标语、发传单等表面形式上，缺乏系统性、持续性、互动性。二是“行政化”倾向严重，德育活动往往成为自上而下的任务摊派，居民被动接受多、主动参与少，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三是专业人才匮乏，社区工作者普遍缺乏德育活动的策划与引导能力，难以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居民喜闻乐见的具体实践。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三方面寻求突破：第一，推动德育内容的生活化与场景化，将道德教育融入居民日常的交往、娱乐、消费等具体场景，避免空泛说教；第二，重视社区“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培育一批热心公益、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与志愿者骨干，形成以德化人的“涟漪效应”；第三，强化制度保障与激励相容，将居民参与道德实践的情况与社区服务优先权、荣誉表彰等挂钩，使“有德者有所得”，从而激发广泛的道德自觉。

结语

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也离不开柔性的道德浸润。以德育人作为社区治理的精神底色，其价值不在于替代法律或行政手段，而在于为这些手段提供合法性与情感黏合剂，使治理从“他律”走向“自律”，从“被动服从”迈向“主动共建”。在未来的基层治理创新中，应当进一步重视道德教化这一传统智慧，赋予其现代社区生活的崭新内涵。唯有如此，社区才能真正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共同体，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才能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