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时代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文化产品作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育人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着经济保值的责任，更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使命。然而，当前国有企业在文化产品开发与传播中，普遍存在内容同质化、表达说教化、受众互动性弱等问题，导致育人效果难以深入、持久。如何从单纯的“文化展示”转向“价值浸润”，通过优化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与传播机制，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已成为亟待破解的实践命题。本文试图从内容创新、形式革新与机制完善三个维度，探讨提升国有企业文化产品育人功能的系统思路。

一、文化产品育人功能的定位与价值再审视

国有企业文化产品育人的本质，是通过承载特定价值观念、历史记忆与行为规范的文化符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及社会公众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取向。其功能定位绝非简单的松教或宣传，而应被视为一种“隐性教育”——借艺术化、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让受教育者在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中自主认同企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产品育人契合法兰克福学派所关注的文化工业批判，但国有企业恰恰需要超越批判，主动构建具有温度与深度的文化产品体系。

从实践价值看，提升文化产品育人功能有助于解决三个核心矛盾：一是企业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体验之间的疏离；二是政策要求与接受心理之间的张力；三是短期灌输与长期内化之间的断裂。只有将育人功能植入文化产品的“毛细血管”，才能让企业精神不再停留于口号，而是化为可感知、可触摸、可传承的精神力量。因此，重新审视文化产品的育人定位，不是为产品贴标签，而是为产品注入灵魂。

二、当前国有企业文化产品育人的瓶颈分析

调研发现，虽然多数国有企业已建成较为完备的文化产品矩阵，涵盖宣传片、企业史志、文创衍生品、主题展览、文艺演出、线上内容等，但育人的实际效果与预期仍存在较大落差。第一，内容层面“重历史轻现实”倾向突出，大量作品聚焦于革命传统与创业初期，对当下改革攻坚、技术突破、平凡岗位的鲜活叙事挖掘不足，导致年轻员工产生“距离感”。第二，形式层面“重单向轻互动”，传统展板、宣讲、书本等载体占据主导，缺乏沉浸式、参与式体验设计，受众处于被动接收状态，注意留存率低。第三，传播层面“重内部轻外部”，文化产品多局限于企业内部或行业会议，未能有效触达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育人半径受限。第四，评估层面“重数量轻效果”，以参观人数、作品数量代替育人效果的评价体系，导致产品开发与育人目标脱节。

这些瓶颈的根源在于：育人逻辑尚未从“泛化覆盖”转向“精准滴灌”；创新动力被刚性制度与短期绩效考核所抑制；专业人才尤其是具备文化创意与思政教育双重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供给端进行系统性重构。

三、优化路径一：内容创新——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共鸣

文化产品的育人效力，首先取决于内容能否唤醒受众的情感认同。国有企业应主动打破“英雄史观”的单一框架，在保留主流叙事的前提下，增加“小切口、大主题”的微观叙事比重。具体而言，可着力开发三类内容原型：其一，行业匠人故事，聚焦基层员工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卓越的细节，通过影像纪事、口述史、动画等形式，展现劳动之美与职业尊严；其二，转型实录，真实记录企业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中的攻坚历程，以纪录片或系列短剧呈现“卡脖子”技术的突围过程，激发受众的奋斗共鸣；其三，家国联结，将企业命运与国家战略、社会民生勾连，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央企故事、扶贫攻坚中的国企担当，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变迁折射时代精神。

在内容生产机制上，建议推动“员工共创”模式，鼓励一线职工参与剧本创作、角色演绎，使文化产品成为兼具专业性与烟火气的集体创作。同时，引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深入挖掘被忽视的个体经验，保证叙事的真实感与差异度。唯有让每个故事都能在受众心中找到“情感锚点”，育人才能从外部灌输转向内在生长。

四、优化路径二：形式创新——数字化与沉浸式体验

当代年轻一代是数字原住民，对传统的展板、长篇图文兴趣低迷。提升文化产品育人功能，必须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学习场景。具体形式可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VR/AR沉浸式体验，比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重大工程现场、历史关键会议场景，让受众“穿越”到事件发生现场，通过角色代入获得身临其境的震撼；第二，互动叙事游戏，借鉴游戏化学习原理，设计以企业历史或安全规范为蓝本的解谜、探险类游戏，在闯关中传递价值判断；第三，短视频与微纪录片矩阵，针对不同内容节点（如“大国工匠”日、企业周年庆）推出系列化、碎片化短视频，适配移动端传播规律，并在弹幕、评论区建立话题讨论社区，促成二次传播与价值澄清。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化不仅是工具，更应成为育人方法论——通过数据画像精准推送，根据受众的年龄、岗位、互动行为推送差异化内容，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例如，对新入职员工推荐企业精神溯源类的互动H5，对技术骨干推送创新案例微课，对管理层推送文化治理深度文章。形式创新的根本目的，是降低育人准入门槛，提升内容与受众的匹配效率。

五、优化路径三：机制创新——构建协同育人生态

单点突破难以持续，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才是文化产品育人功能提升的保障。首先，应建立“文化产品规划与党建、人力资源、品牌传播等部门联动”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将育人目标嵌入产品开发全流程，从需求调研、选题论证到效果评估均需协同参与。其次，探索“项目制+工作室”运营模式，在央企内部设立文化创新工作室，以孵化器形式鼓励跨界团队（如编剧、设计师、技术工程师、思政教员）围绕特定育人主题进行创意竞标，以产品落地效果而非流程合规作为考核标准。

再次，构建“内部专业队伍+外部智库+用户共创”三位一体的生产网络。一方面，选拔具有文字、影像、设计特长的内部员工，组建兼职文化创作者社群；另一方面，与高校文化产业研究院、主流媒体、文创企业合作，导入前沿理念与技术资源；同时，建立用户反馈闭环，通过定期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后台数据分析，持续优化内容策略。最后，完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认知度-认同度-实践度”三级评估框架，不仅统计传播量，更要通过深度访谈、行为观察等方式衡量文化理念在员工决策与行为中的渗透程度。

结语

国有企业文化产品育人功能的提升，根本上是一场从“内容供给”到“价值交付”的范式转型。它要求企业不再将文化产品视为完成任务的“面子工程”，而是作为嵌入日常、润物无声的育人载体。通过内容创新激发情感共鸣，形式创新降低接触门槛，机制创新保障持续活力，国有企业完全有可能将文化产品锻造为凝聚人心、传承精神、塑造行为的重要引擎。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文化产品的育人形态还将发生深刻变化，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以人为中心”的育人逻辑始终不应动摇。国企应当率先探索出一条兼顾社会效益与产业逻辑的文化育人新路，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