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在多元主体共治格局逐步形成的当下，群众组织力——即动员、整合与引导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正成为衡量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变量。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群众组织力强调内生性、互动性和持续性的社会动员，能够将分散的个体诉求转化为有序的集体行动，从而在政策落地、矛盾化解、资源调配等环节发挥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然而，现实中群众组织力的释放往往受限于组织形式僵化、参与渠道窄化、激励相容缺失等问题，导致“组织在云端、群众在边缘”的悬浮困境。因此，系统剖析群众组织力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机理，并探索其质效提升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基层治理逻辑

群众组织力并非简单的“组织群众”之术，而是包含价值引领、利益聚合、行动协同三个维度的复合能力。从价值层面看，它要求治理主体能够将国家治理目标与群众日常生活关切相嫁接，形成共同认可的“意义框架”；从利益层面看，它需要通过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搭建利益表达与协调的平台；从行动层面看，则要依赖制度化渠道与柔性化手段的结合，实现信息传递、资源整合与任务执行的高效闭环。

在基层治理的具体场景中，群众组织力的运行逻辑遵循“嵌入—激活—反馈”的循环链条。治理机构嵌入社区、村庄或网格，通过培育骨干、设立议事点、开展文化共建等方式激活群众的参与意愿；群众在参与过程中产生的诉求与建议再通过信息收集机制反馈至决策层，形成闭环调适。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组织力不是向群众“索取服从”，而是为群众“赋能参与”，使其从治理客体转变为治理主体。

二、群众组织力在基层治理中的关键功能

（一）政策传导的桥梁功能

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地常常在“最后一公里”遭遇信息衰减或扭曲，群众组织力能够通过网格员、楼栋长、志愿者等微观触角，将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可操作的行动指南。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推广等工作中，组织化的群众宣讲与示范效应远优于单纯的公告张贴。同时，群众对政策的真实反馈也通过组织网络快速回传，降低政策试错成本。

（二）矛盾化解的缓冲功能

基层社会纠纷具有高频、琐碎、情绪化等特点，单纯依赖司法或行政调解往往效率低下。群众组织力所催生的熟人调解、乡贤评理、邻里互助等机制，能够充分利用人情纽带与社区舆论的非正式约束力，在矛盾萌芽阶段即实现柔性化解。调研表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其民事纠纷诉前调解成功率较组织松散社区高出30%以上。

（三）公共服务的补充功能

在政府财力与人力有限的情况下，群众组织力能够激活居民互助、志愿服务的潜力，填补养老、托幼、助残等领域的服务缺口。通过建立“时间银行”、技能共享小组、邻里守护队等载体，群众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交认同与社区归属感，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四）应急响应的动员功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危机状态下，群众组织力展示出极强的快速响应能力。预先建立的单元联络网、物资调配网与信息核实网，能够将行政指令在数小时内下沉至每户每人。疫情期间大量社区通过志愿者团队完成核酸组织、物资配送与心理疏导，正是组织力应急价值的集中体现。

三、当前群众组织力运行的主要短板

尽管功能显著，但群众组织力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三类突出问题。其一，组织载体行政化倾向过重。部分基层社区将“组织”等同于“传达上级任务”，忽视了群众的主体性，导致居民形成“被动参与”甚至“消极应付”的心理定势。其二，年轻群体参与严重不足。当前活跃的群众组织骨干多为退休人员或党员，中青年群体因工作压力、时间碎片化等原因长期缺位，使组织力呈现“年龄断层”与“活力衰减”的特征。其三，激励相容机制尚未建立。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往往缺乏即时收益或荣誉回报，纯粹依靠道德感召难以维持长期热情，急需探索积分兑换、权益优先、社会认可等多元化激励方式。

四、提升群众组织力质效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组织载体：从行政网格向共治网络转型

应逐步弱化“网格”的管控色彩，强化其作为信息交互与协商平台的属性。推广“网格+社群”双轨模式，即在现有行政网格基础上，培育兴趣社团、业委会联合会、商户联盟等非正式组织，形成交叉覆盖的弹性网络。同时运用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降低参与门槛，使居民可随时随地发起议题、参与投票、“随手拍”反馈问题。

（二）精准触发参与：基于人群画像的分众动员

针对不同年龄、职业、兴趣群体设计差异化的参与场景。例如，对年轻父母可组织亲子环保活动、育儿经验分享会；对上班族设置周末议事堂、线上问卷与直播讨论；对退休群体则提供值日监督、社区教学等低强度高意义感的角色。通过“项目制”吸引短期参与，再用“荣誉体系”转化为长期留人，逐步扩大骨干储备。

（三）完善制度保障：为组织力提供法治化与资源支撑

需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群众组织的法律地位、权责边界与经费来源，避免“想管没权”或“乱管越位”的情况。街道与乡镇应设立专项小额资金，支持群众自发申报微治理项目（如修缮公共设施、组织文化节庆），通过“以奖代补”激发内生动力。同时建立参与行为信用积分制度，将积分与社区福利、子女入学参考、公共资源使用等挂钩，形成看得见的正向反馈。

（四）强化能力建设：培育组织化的“关键少数”

群众组织力的强弱高度依赖社区领袖、党员骨干与新乡贤的带动作用。应系统开展赋能培训，内容涵盖协商议事技巧、项目管理基础、法律法规常识以及新媒体传播能力。通过设立“金牌调解员”“治理能手”等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与事迹宣传，增强其身份认同与示范效应。

结语

群众组织力不是抽象的政治话语，而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精心培育的社会资本。从功能层面看，它在政策传导、矛盾化解、公共服务与应急动员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柔性力量；从提升路径看，必须直面行政化依赖、参与失衡与激励不足的困境，通过组织载体重塑、分众动员、制度赋能与人才培养来释放潜力。唯有让群众真正成为治理网络中的“节点”而非“末端”，基层治理才能从“政府独奏”转变为“全民合唱”，实现更高效、更温暖、更具韧性的善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