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安全文化作为组织安全管理的内核与灵魂，其培育质量直接关系到风险防控的长期效能。政工队伍，作为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力量，其在安全文化塑造、渗透与固化中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实践中，政工队伍参与安全文化建设仍存在角色认知模糊、工作方法单一、机制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对多个行业单位的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系统梳理政工队伍在安全文化培育中的角色定位、工作路径及机制瓶颈，旨在为提升安全文化建设实效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参考与启示。

一、角色重塑：政工队伍在安全文化培育中的三重定位

（一）价值引领者：从制度约束到认同内化

安全行为的背后是安全价值观的投射。政工队伍的核心优势在于对价值观的系统性塑造能力，这使其在安全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价值转化器”的功能。通过组织生活会、主题宣讲、典型选树等形式，政工干部能够将“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等抽象理念转化为职工可感知、可共鸣的集体叙事。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从单一的政策“传声筒”转变为系统性的价值引领者，关键在于建立安全价值与个人发展、团队荣辱之间的逻辑关联，使安全从“要我做”的外部要求转化为“我要做”的内在自觉。

（二）情感连接者：扫除心理盲区与认知壁垒

安全文化不能仅停留在制度文本与墙上标语，更要触及人员的情感与认知层面。政工队伍通过日常谈心谈话、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柔性方式，能够敏锐捕捉到组织内部对安全风险的“习惯性漠视”或“侥幸心理”。这种面对面的深度沟通，往往比刚性培训更能有效破除认知盲区。在调研中发现，部分事故隐患的根源并非技能不足，而是职工因情绪波动、工作压力或人际摩擦导致的专注力下降。此时，政工队伍充当的正是“情感缓冲带”与“认知校准器”，通过个体的情绪管理与组织氛围调适，为安全文化落地提供心理基础。

（三）基层融入者：实现安全治理的末梢响应

政工队伍长期扎根基层，掌握一线人员真实状态的优势使其成为安全文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推动者。不同于业务部门的专项检查，政工干部的走访观察更侧重于“人”的状态而非“物”的规范，因而能够提早发现潜在的人因风险。其在班前会、工余时间开展的即时性安全提醒与引导，填补了正式培训之外的教育空隙。这种垂直渗透式的融入，有效降低了安全文化“上热下冷”的衰减效应，使组织安全理念能够以更具温度的方式直达每个岗位。

二、路径优化：政工队伍参与安全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一）载体创新：以沉浸式活动激活全员参与

传统安全教育中的说教式灌输容易产生倦怠感，政工队伍需充分利用组织资源，开发多样化的安全文化载体。例如，运用微党课、情景剧、安全故事会等形式，将事故案例、规程要点进行艺术化再演绎；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定期推出安全知识解读与政策宣传。实践表明，当“主题党日”与“安全隐患排查”相结合，当“道德讲堂”与“榜样安全事迹”相融合时，职工的安全参与度出现了显著提升。这种叙事化、场景化的参与机制，有力化解了安全教育的枯燥感，实现了文化渗透的柔性升级。

（二）节点嵌入：将安全引导融入日常政工流程

安全文化培育不应作为政工工作的“额外任务”，而应深度嵌入到现有工作体系中。在入职谈话、晋升考察、评优评先等关键节点强化安全导向，使安全素养成为评价个人绩效与政治素质的“硬指标”。同时，利用党员安全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特色载体，将安全生产纳入党员评星定级与组织量化考核。这种嵌入式的引导逻辑，既避免了政工工作与安全业务“两张皮”的脱节现象，又实现了安全文化在组织运行全过程中的常态化培育。

（三）氛围构建：以风险沟通促进行为改善

积极的安全文化离不开开放的风险沟通环境。政工队伍应主动搭建安全反思台、隐患随手拍、安全生产金点子等平台，鼓励职工讲出身边的风险、分享违章的感受。对于职工主动报告安全隐患的行为给予正面反馈与激励，在组织内部形成“报喜也报忧”的宽容氛围。通过定期的安全座谈、事故案例研讨会等方式，将“问题导向”转化为“学习导向”，使每一个小事故、小违章都成为组织安全能力提升的共同契机。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文化氛围一旦形成，能够有效降低信息瞒报与沉默倾向，从而大幅提升安全管理的前瞻性与韧性。

三、机制建设：破解政工队伍安全文化建设瓶颈的思考

（一）能力提升：构建复合型政工人才培养体系

当前，部分政工人员对安全专业知识的掌握不足，在参与安全活动时存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应建立政工干部与安全管理部门的常态化交叉培训机制，系统学习安全法律法规、风险辨识方法、事故应急处理等专业知识，提升其参与安全决策与指导的能力。同时，鼓励政工人员下沉到一线轮岗、跟班作业，在实践中积累安全感知与判断力。只有政工干部自身具备了扎实的安全素养，才能真正发挥思想引领与技术指导的双重效能。

（二）考核修正：将文化指标纳入政工绩效评价

安全文化的培育周期长、显效慢，传统以“活动次数”“材料厚度”为主的考核标准无法真实反映工作效能。应重构政工队伍的考核机制，引入安全文化认知度、职工满意度、隐患治理主动性、事故预防隐性贡献等软性指标，与安全生产硬指标相互补充。在考核方式上，应减少对文字材料的过度依赖，增加实地观察、深度访谈与职工满意度抽样等评价权重，真正以“人”的变化作为衡量文化培育成效的关键标尺。

（三）制度保障：构建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联动格局

安全文化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其不能仅依靠单一部门完成，必须构建党政统一领导、政工队伍牵头、相关业务部门分工协作的联动机制。在制度层面，应明确政工队伍在安全文化规划制定、活动策划、氛围监测和效果评估中的法定职责与资源保障。同时，建立党政联席安全文化专题会议制度，实现政工体系与安全管理体系在信息互通、工作安排、资源配置上的深度融合。只有从组织架构到运行机制实现本质上的协同，安全文化的培育才可能突破部门壁垒，形成真正的整体合力。

结语

安全文化的培育是一个由规则到习惯、由制度到氛围的长期浸润过程。政工队伍凭借其在思想引领、情感沟通与基层融入方面的独特优势，完全有能力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角色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其自身能力的持续提升、工作载体的不断创新以及制度机制的系统保障。唯有摒弃形式化的“痕迹管理”，回归人性化的“人心经营”，安全文化才能真正从墙上走入心里，成为组织价值体系中最坚固的基石。未来，随着安全治理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工队伍在安全文化培育中的战略价值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更深入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