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运行不可或缺的“流动节点”。这一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去单位化及工作场景碎片化等特征，传统基于固定单位或户籍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有效覆盖。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将这一庞大群体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实现从“治理对象”向“治理主体”的身份转换，是当前基层政治建设与社区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探讨通过政治吸纳与协同关系构建，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与逻辑。
一、 现实困境：原子化生存与治理真空
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形态决定了其与传统雇佣关系的疏离。他们穿梭于城市的毛细血管中，却往往处于社区治理的视野盲区。一方面，由于缺乏固定的组织依托，该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原子化”特征，难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另一方面，高频次的进出小区使其成为潜在的治安隐患源或信息收集者，但现有管理机制多侧重于管控而非融合，导致其与社区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甚至对立。
此外，新就业群体在城市中的归属感普遍较弱。高强度的算法约束使得他们无暇参与公共事务，加之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使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局限于物理空间而非社会共同体。这种“在场而不在局”的状态，不仅造成了基层治理资源的浪费，也削弱了城市社会的整体韧性。因此，探索有效的政治吸纳机制，打破制度壁垒，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
二、 政治吸纳：从身份确认到组织嵌入
政治吸纳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性安排，赋予边缘群体政治参与的权利与渠道，增强其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首要任务是解决“身份确证”问题。各地正在探索建立新业态劳动者党组织，通过“功能型党支部”、“流动党员报到”等形式，将分散的党员重新编织进组织网络。这不仅是组织形式的重构，更是政治身份的回归。
在此基础上，深化“组织嵌入”策略至关重要。传统的科层制吸纳往往显得僵化，而针对新就业群体的特点，需采用柔性嵌入方式。例如，依托邮政快递网点、外卖站点建设“暖心驿站”，将其打造为集党建宣传、政策咨询、技能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这些实体阵地，基层党组织能够常态化接触该群体，了解其诉求，并在日常服务中传递政治信号。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行政指令下达，而是通过提供实质性公共服务，建立信任纽带，使新就业群体在获得便利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认同社区治理的价值导向。
三、 协同共治：角色转化与利益耦合
单纯的政治吸纳若缺乏利益支撑，难以持久。协同关系的基础在于利益耦合，即寻找社区公共利益与新就业群体个人利益的交汇点。新就业群体拥有熟悉社区地形、掌握人口动态、时间灵活等优势，可转化为社区治理的“移动探头”和“兼职网格员”。
实践中，多地已涌现出“骑手哨兵”、“骑士管家”等创新模式。通过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新就业群体上报安全隐患、纠纷线索或独居老人异常情况，并给予积分奖励、物质回馈或优先享受社区服务权益。这种机制实现了双向赋能：社区获得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信息反馈网络，提升了精细化治理水平；新就业群体则通过参与治理获得了尊重、认可及实际利益，增强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归属感。
此外，推动新就业群体进入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协商平台，也是构建协同关系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度化渠道让他们表达诉求、参与决策，不仅能优化涉及他们的政策制定（如停车位规划、取餐柜设置），更能培养其公民意识和规则意识，使其从被动的管理者转变为主动的建设者。
四、 挑战与展望：构建包容性治理生态
尽管前景广阔，但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治理仍面临算法压迫、时间贫困及社会偏见等结构性障碍。平台经济下的算法逻辑往往将效率置于人性之上，压缩了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精力。因此，未来的治理创新需向上延伸至平台监管层面，推动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化派单机制，为劳动者预留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
同时，社会心理层面的接纳同样重要。社区应加强宣传教育，消除居民对新就业群体的刻板印象，营造包容友好的社区氛围。政府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其参与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后盾。
结语
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治理，不仅是应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矛盾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治吸纳确立主体地位，通过利益耦合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协同共治实现价值共赢，方能使这一群体真正成为城市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未来，需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平台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让新就业群体在融入社区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共同绘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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