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表达，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与公众权利意识持续觉醒，传统的“指令—服从”式干群互动模式面临显著效能衰减。在此背景下，亲和力不再被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个人特质，而是转化为影响政策传导效率、公众信任水平以及基层治理合法性的关键变量。如何系统性地提升领导干部在联系群众过程中的亲和力，已从经验层面的“软要求”上升为制度设计层面的“硬议题”。本文试图在情感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厘清亲和力的内在构成，诊断当前实践中的典型短板，并提出可操作的改进方向，以期为推动干群关系从“物理接触”走向“情感共鸣”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指引。

一、亲和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在联系群众中的双重功能

亲和力并非简单的“态度和蔼”或“语言温和”，而是一种复合型的关系构建能力，其内核包含情感感知力、符号转化力与身份认同力三个维度。情感感知力要求领导干部能够敏锐捕捉群众话语中的情绪信号与潜在诉求；符号转化力强调将政策性语言、威权性表达转化为群众易于接受的生活化叙事；身份认同力则指向群众对干部“自己人”角色的确认。在联系群众的具体场域中，亲和力承担着双重功能。第一重是“润滑”功能，即通过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减少群众在面对权力符号时的心理防御，从而使真实的民意能够无障碍地向上传导。第二重是“黏合”功能，即借助情感纽带增强群众对基层组织的归属感，使治理行为不再依赖外部强制，而是内化为基于信任的合作行动。从学理视角审视，亲和力的缺失将直接导致“联系”流于形式，甚至演化为“表演性接触”，群众不仅无法感受到被尊重，反而会对干部动机产生质疑，进而损害制度的公信力。

二、当前亲和力不足的表征与深层根源

尽管多数领导干部在主观上认同亲和力的重要性，但客观实践仍暴露出若干典型症候。第一，语言系统的错位。部分干部习惯于使用文件语言或会议语言与群众交流，术语堆砌、概念嵌套，忽视了群众的认知习惯与情感接受阈值。这种语言上的“隔阂”往往被误解为“态度傲慢”，实则反映了干部在话语转换能力上的结构性短板。第二，互动节奏的“效率至上”。在基层任务繁重的现实约束下，一些干部将联系群众简化为“完成指标”，追求“快速见面、快速记录、快速反馈”，忽略了倾听所需的耐心与情感投入。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接触，使群众感知到的不是关怀，而是被“处理”的冰冷程序。第三，非语言信号的负面溢出。研究表明，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视线接触等非语言信息在情感传递中占比超过60%。部分干部在走访中眼神游离、身体后倾或频繁查看手机，这些细微动作所释放的“防御信号”足以抵消所有言语上的善意表达。

深入分析上述问题的成因，可分为结构性因素与个体性因素两个层面。结构性方面，现行的考核体系对亲和力缺乏可量化的衡量标准，“重显绩、轻隐绩”的导向使干部更倾向于投入那些能被快速测度的工作，而情感建设恰恰属于投入周期长、产出成果模糊的“慢变量”。个体性方面，部分干部存在“权力距离感”的惯性认知，认为保持一定的威严有助于树立权威，这种将亲和力与权威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在本质上是对群众心理的误读。此外，基层减负落实不到位导致的精力透支，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干部进行情感投入的心理资源。

三、提升亲和力的系统化路径

亲和力的提升不能依赖简单的“态度整改”，而应构建一套涵盖认知重塑、技能训练与环境优化的系统方案。

（一）认知重塑：从“管理对象”到“治理伙伴”。亲和力的逻辑起点在于对群众角色的重新定位。当干部真正将群众视为治理的共同主体而非被管理的客体时，其动作、语言乃至神态都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应通过制度化培训与案例研讨，推动干部深刻理解“情感联结”在政策执行中的“催化剂”作用，使其意识到：群众对政策的抵触往往不是针对内容本身，而是针对传递内容的方式。唯有在认知层面完成从“管控者”向“服务者与合作者”的转变，亲和力的提升才能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二）技能训练：构建情感沟通的“工具箱”。建议将情感沟通能力纳入干部培训的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三个模块：一是倾听技术训练，重点培养“主动倾听”与“共情反馈”能力，要求干部在对话中能够准确复述群众的核心关切，并对其情绪状态做出恰当的言语回应；二是语言转换训练，鼓励干部学习地方方言与民间表达方式，将政策语言“翻译”成群众熟悉的“家常话”，降低认知门槛；三是非语言管理训练，通过模拟入户走访、现场接访等场景，帮助干部有意识地调整眼神接触、身体朝向、语音语调等非语言信号，塑造真诚、开放的互动形象。

（三）环境优化：为情感投入提供制度激励。考核体系应从“痕迹管理”转向“效果评价”，引入群众满意度、情感认同度等主观指标，并建立“双向评价”机制，让群众有渠道对干部的亲和力给予直接反馈。同时，要大力推进基层减负工作，压缩不必要的会议与报表，将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为其预留充足的“群众时间”。只有降低干部的情感劳动成本，并使其情感投入得到组织的正向认可，亲和力的提升才能从“个人自觉”走向“制度自觉”。

四、亲和力提升中的风险边界与伦理规制

需要指出的是，亲和力的提升必须坚守明确的边界。一方面，要防止“亲和力异化”为“庸俗关系学”，即通过请客送礼、乱许愿、搞“小圈子”等非正式手段来换取群众的表面认可。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党的纪律，更严重腐蚀了干群关系的纯洁性。亲和力应建立在依法依规、公开透明的基础之上，以“公”为底色，以“情”为润色，而非以情代法、情大于法。另一方面，要警惕“情感透支”现象。如果干部长期承担高强度、高密度的情感输出，而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与组织关怀，极易产生职业倦怠，反而导致亲和力的不可持续。因此，组织部门应建立干部心理健康关怀机制，定期开展心理疏导与压力释放活动，确保干部的情感资源能够实现“收支平衡”。

结语

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工作中的亲和力提升，本质上是一场从“权力中心”向“情感中心”的治理范式微调。它既不意味着放弃制度权威，也不意味着迎合所有非理性诉求，而是在法律框架与制度理性之内，嵌入更多的人文温度与情感厚度。当每一位干部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倾听群众的“烦心事”，以专业的素养化解群众的“揪心事”，以共情的姿态回应群众的“期待值”，“联系群众”就不再是一项被考核驱动的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自发生长的社会信任。这种源于日常互动的情感积累，最终将汇聚成理解、支持与合作的强大力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进一步关注亲和力的测量工具开发、情感劳动补偿机制设计以及不同层级干部差异化提升策略等议题，推动该领域从经验总结走向科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