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载体”到“本体”的认知落差
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下，“以文化人”作为提升组织凝聚力、涵养政治生态的重要路径，已从边缘性补充手段上升为基层党建的基础性工程。然而，实践中普遍存在一种认知落差：文化往往被工具化为党建活动的“点缀品”或“包装纸”，而未能真正触及党员与群众的精神内核。当前，基层党建在推进“以文化人”过程中，呈现出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形式供给与受众需求之间的显著张力。深入剖析其在具体运行中的问题表征与难点，是推动基层党组织从“组织覆盖”走向“文化浸润”的必然前提。
二、问题表征：形式繁荣下的深层撕裂
（一）文化供给的“悬浮化”与“碎片化”
基层党建中的文化活动看似丰富，实则普遍存在“悬浮”现象。许多活动脱离地方实际与党员群众的具体生活场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任务下达式”文化套餐，如统一配发的宣传画、标准化党课教材、节庆式文艺汇演。这种供给方式忽视了基层社区、村庄、企业的异质性文化生态，导致文化产品与接收者之间存在“意义断层”。同时，文化活动的开展缺乏系统性规划，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特征——一次主题党日、一场红色观影后便无后续跟进，难以形成持续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共振。文化的育人功能恰恰需要长期的、日常的、生活化的浸润，碎片化供给使其只能停留在“耳旁风”的浅层效果上。
（二）价值传递的“口号化”与“概念化”
“以文化人”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内化，但当前部分基层党建实践将复杂的文化涵化过程简化为标语口号与概念灌输。文化空间、党建品牌、红色书屋等项目大量上马，却往往“有形无神”。党员群众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政治任务的严肃压力，而非文化本身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当文化承载的价值理念无法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共鸣的生活智慧时，教育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活动过度强调政治正确性而回避真实矛盾，使文化教育沦为一种“安全但无效”的表演，既消耗了基层干部的时间精力，也加剧了群众对党建活动的形式主义认知。
（三）参与主体的“被动化”与“区隔化”
当前基层党建“以文化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参与失衡。一方面，活动策划与实施高度依赖基层党务工作者，普通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流动党员、非公企业党员参与度较低，往往以“观众”或“听众”身份出现，缺乏主体性表达。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文化区隔：老党员青睐传统红色叙事，青年群体更关注数字媒介与流行文化，而新业态从业者则可能对街道社区的传统文化活动无感。这种基于代际、职业、兴趣的文化偏好差异，在缺乏精准化分层设计的情况下，导致教育对象出现“对牛弹琴”的尬局，受众从内心主动疏离，使文化育人功能难以落地生根。
三、难点分析：深层机理的多重阻滞
（一）认知误区：将“文化”等同于“文艺”的窄化思维
一个深层难点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偏差。许多基层工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化”窄化为唱歌、跳舞、书画等具体文艺形式，忽视了文化作为“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的宽广内涵。这种窄化思维直接导致资源投放与效果评估的偏差：文艺活动热闹即被认为“文化工作做得好”，而价值观培育、制度文化建设、人文关怀等更难量化的“隐性文化”则被忽略。真正的“以文化人”应在制度设计中嵌入文化基因，在日常管理中传递价值导向，在社群互动中培育共同情感，而非仅仅依靠几个文艺品牌项目撑场面。
（二）能力短板：基层党务工作者文化素养的“结构性匮乏”
基层党务工作者多出身于行政或技术岗位，经过政治学、管理学或党建实务培训，但普遍缺乏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背景。这导致他们在文化活动的策划、文化内容的提炼、文化传播的运作上存在先天不足。具体表现为：不善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中的党建元素，不擅长运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文化叙事，不精通分众化、精准化的文化传播策略。能力的短板使得“以文化人”停留在粗糙的复制粘贴阶段，缺乏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能力跃迁。
（三）机制困境：考核导向与育人规律的“先天冲突”
文化育人的效果具有长期性、内隐性、延迟性的特征，而目前基层党建考核体系倾向于量化指标、短期可见、结果导向。这种考核逻辑与“以文化人”的内在规律存在结构性冲突。基层干部为完成考核任务，必然倾向于选择“看得见、摸得着、可计数”的活动形式，而那些真正需要耐心、需要积累、需要浸润的深层文化建设，则因“费力不讨好”而被有意无意边缘化。更严重的是，考核压力催生了“材料文化”——活动做得怎么样，关键看台账写得是否漂亮。当文化工作变成“纸面上的狂欢”，其对人心灵的触动便无从谈起。
（四）环境变迁：媒介革命与文化认同的“时空错位”
当前基层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大众文化转型期，移动互联网、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与价值认同方式。传统的以讲座、展板、汇演为代表的党建文化形态，在注意力经济时代面临严重的“受众流失”危机。青年一代习惯于碎片化、视觉化、交互式的文化消费，对宏大叙事与单向灌输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而基层党建文化在媒介转型方面普遍滞后，未能有效实现从“单向传播”向“社群互动”、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迁移。这种时空错位导致“以文化人”在关键群体中陷入“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信、信了没人做”的窘境。
四、结语：回归“人”的立场与文化自觉
基层党建“以文化人”的问题表征与难点，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政治性、组织性与文化性之间找到真正的连接点？文化的力量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让人信服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破解当前困境，需要基层党建从“完成任务”的思维框架中跳出来，回归“人”的立场——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倾听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培育党务工作者的文化素养，重构考核评估的柔性机制。文化育人的最高境界，是让正确的价值理念不再是外部的规范，而成为人们自觉的生活哲学。这或许正是基层党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最需要耐心与匠心的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