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型，从单向度的行政管控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演进。在这一转型进程中，政工队伍作为连接党的意志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其角色定位与能力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需求。长期以来，政工队伍在思想引领、组织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但面对基层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的现实，传统的工作模式逐渐暴露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如何将政治工作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在保持政治引领力的同时激活协同力，已成为当下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一个具有紧迫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探讨政工队伍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强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当前协同阻滞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能力重构与机制创新的实践进路。

一、政工队伍在基层协同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定位

理解政工队伍的治理功能，需要超越静态的岗位职能描述，将其置于基层治理的动态网络中加以审视。首先，政工队伍承担着价值整合的核心职能。在一个利益多元、观念交织的基层社会，共识的凝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政工人员通过系统的思想工作和文化引领，能够有效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裂隙，为协同行动提供基础性的价值框架。其次，政工队伍发挥着结构粘合的作用。基层治理涉及党政部门、社区组织、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等多个子系统，这些系统之间客观上存在信息和资源壁垒。政工人员凭借其政治信任优势和跨部门协调经验，能够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降低协同成本。再次，政工队伍具备内生性的服务动员能力。不同于行政命令的刚性特征，政治工作更擅长通过情感动员和服务嵌入来激发基层活力，这种柔性治理方式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往往更可持续。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中的阻滞因素与队伍困境

尽管政工队伍在制度设计上具备显著优势，但在实际治理场景中，协同效果的显现并不充分。从政工队伍自身维度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困境。专业能力与治理需求的错位是首要问题。许多基层政工人员的知识结构偏重于党务和政治理论，对现代治理所需的项目管理、数据分析、协商沟通等专业技能储备不足，难以在复杂治理议题中发挥实质性协调作用。工作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同样突出。长期形成的以会议、文件、汇报为主的工作模式，在面对具体治理难题时容易流于形式，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穿透力。此外，激励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队伍活力不足。政工岗位的绩效考核往往难以量化，评价标准较多停留在过程性指标层面，未能充分体现协同治理的贡献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工人员主动介入治理创新的积极性。从外部环境看，部分基层单位对政工力量的配置存在“重配备、轻使用”的倾向，政工人员被边缘化或仅承担辅助职能，未能真正嵌入治理决策与执行的核心环节。

三、协同强化导向下的政工队伍能力重构

强化政工队伍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效能，首要任务是推动其能力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第一，需要提升政工人员的复合治理能力。这意味着应在现有政治素养基础上，系统补充公共管理、社会心理学、危机处置等多学科知识，使政工人员具备识别治理问题、设计协同方案、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第二，加强数据思维与工具运用能力。数字治理时代，协同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共享与整合能力。政工队伍应掌握基本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技能，善于利用数字平台开展民意收集、资源对接和效果评估，以技术赋能提升协同的精准度。第三，培育协商治理的专业能力。协同的本质是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这对政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沟通和协商要求。应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实战磨炼等方式，提升其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寻找共识、化解冲突的能力。第四，强化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力。优秀的政工人员不仅要善于做人的工作，还要具备一定的制度视野，能够参与设计基层协同治理的规则流程，确保协同行动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四、协同强化的机制设计与制度保障

能力的提升需要配套机制的支撑才能转化为持续的实践效能。首先，应当构建嵌入式的政工配置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推动政工力量下沉到网格、社区、项目等治理一线，实现政工工作与治理业务的无缝对接。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岗位调整，而是要求政工人员成为治理团队的核心成员，参与从问题识别到方案执行的全过程。其次，建立以协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跨部门协调效果、群众满意度、治理创新参与度等指标纳入政工人员的绩效考核，从制度上引导工作重心向协同治理转移。再次，完善培训资源的精准供给。根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政工人员的差异化需求，设计分层分类的培训方案，避免“千人一面”的无效培训。培训内容应突出实战性和应用性，强化情景模拟和实地考察环节。最后，构建协同治理的激励与容错机制。对于在协同实践中表现突出的政工人员，应在职务晋升、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明确治理创新中的容错边界，鼓励政工人员大胆探索新的协同模式，形成敢于担当、善于协同的组织文化。

五、实践路径：从局部试点到系统集成

协同强化的落地不能寄望于一蹴而就的全面改革，而应采取渐进式、试验性的推进策略。建议选择治理基础较好、问题反映集中的区域作为试点，探索政工队伍深度参与协同治理的标准模式。试点内容可以聚焦于几个关键领域：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居民动员与矛盾调解、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服务与融合、产业园区内企业与社区的利益协调等。在这些复杂治理场景中，系统记录政工队伍的参与方式、工作成效与经验教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规范。在试点经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再推动制度层面的系统集成，将成功的做法上升为正式的工作条例或管理办法，实现从点状突破到全域覆盖的跨越。需要强调的是，实践路径的设计应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避免脱离基层实际的形式主义创新。每一项协同举措的实施，都应回归到“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否增进了群众福祉”这一根本标准上来。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核心是人，政工队伍作为一支兼具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专门力量，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协同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在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语境下，政工队伍必须实现从传统政治工作者向现代治理专业人才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对政治属性的削弱，而是在更高层面、更宽领域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前提。通过能力重构、机制创新与系统集成，政工队伍完全有能力成为基层协同治理的中坚脊梁。展望未来，随着社会治理复杂度的持续上升，政工队伍的角色将更加多元，其协同功能也将日益凸显。唯有在队伍建设上持续用力，在协同机制上不断创新，方能使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强大效能，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