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位置，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并在其中特别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标志着工会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权益维护与职工服务，而是被赋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协同的新使命。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临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劳动关系复杂化、公共服务碎片化等结构性挑战。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广泛的职工基础以及专业化的维权服务能力，其介入基层治理不仅是政治逻辑的延伸，更是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需要。如何将工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协同动能，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嵌入”的范式转换，是当前亟需回应的核心议题。本文将从逻辑基础、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三个维度，系统探讨工会工作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机理与实现策略。

一、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理论根基与现实动因

工会参与基层治理具有深厚的理论正当性。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看，工会兼具“国家属性”与“社会属性”。一方面，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工会承担着政治引领、利益协调与政策传导的功能；另一方面，工会直接扎根于企事业单位与社区，能够敏锐捕捉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信号，形成自下而上的治理反馈。这种“双向嵌入”的结构位置，使工会天然具备连接行政体系与社会力量的“枢纽型”角色。从治理理论观察，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工会所代表的职工群体是基层社会最庞大、最活跃的构成单元，其组织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治理秩序的稳定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因此，工会参与基层治理不是外部附加的任务，而是其内在功能在治理场域中的自然延伸。

就现实动因而言，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社会结构的“原子化”与“流动性”加深，导致职工个体表达渠道不畅，矛盾纠纷易转化为群体性事件；二是基层行政体系资源有限，难以覆盖日益复杂化的劳资纠纷、就业服务、技能培训等专业性需求。工会凭借其在劳动关系协调中的专业经验、法律援助资源以及职工帮扶网络，恰好能够填补这一治理“真空”。例如，在劳动争议调解、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心理疏导等领域，工会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将这些专业能力系统性地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不仅能缓解行政压力，更能提升治理的精细化与精准化水平。因此，强化工会协同作用，既是回应现实治理需求，也是工会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工会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运行机制

从各地的探索实践来看，工会参与基层治理已形成若干典型模式。其一，“站点嵌入”模式。通过在街道、社区或工业园区设立“职工服务站”“工会法律服务站”，将工会服务下沉到治理最前沿，实现需求在站点收集、资源在站点整合、矛盾在站点化解。这种模式强调物理空间的嵌入，缩短了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其二，“机制联动”模式。工会与政府职能部门、法院、司法局、人社部门等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工会+仲裁”“工会+法院”等诉调对接机制，将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诉前。此类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治理资源的跨系统整合。其三，“平台共治”模式。在“数字工会”建设浪潮中，一些地方工会开发了集维权、服务、议事于一体的线上治理平台，职工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反馈诉求、参与社区议事、申请法律援助，实现了治理参与的低门槛与高效率。

这些实践背后蕴含着共同的运行逻辑：工会通过“服务—凝聚—引领”的递进机制实现治理协同。首先，以精准的维权服务获得职工信任，提升组织吸引力；其次，借助组织网络将分散的职工个体凝聚为有序的治理主体；最后，通过政治引领将职工诉求纳入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避免无序博弈。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工会并非替代行政力量直接“管理”，而是以“服务者”与“协调者”的身份激发职工的主体性，推动治理从“单向管控”转向“双向互动”。然而，当前大多数实践仍停留在局部尝试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协同效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三、工会协同基层治理面临的张力与瓶颈

尽管成效初显，工会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张力。其一，角色定位的模糊性。在实际运作中，工会时常陷入“行政化”与“边缘化”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部分基层工会过度依赖行政指令，活动形式化、内容空泛化，丧失了群团组织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工会的治理功能认识不足，仅将其视为“配角”或“临时参与者”，未能赋予其参与决策、资源调配的实际权限。这种角色定位的模糊，直接制约了工会协同能力的发挥。

其二，资源与能力的匹配失衡。基层工会普遍面临人员编制少、经费保障不足、专业能力欠缺等现实困难。尤其是在非公有制企业聚集的社区和园区，工会组织的覆盖率虽然较高，但“建会容易运转难”的问题突出。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法律谈判技能以及数字化治理工具，使得工会在应对复杂矛盾纠纷时力不从心。此外，工会干部的知识结构多偏向维权逻辑，对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协商民主等跨领域知识的储备不足，影响了协同效能的深度。

其三，制度衔接的碎片化。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缺乏系统性的法律授权和程序性规范。例如，工会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工会参与社区议事的具体流程、工会与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等，均缺乏明确界定。这导致实践中协同意愿强烈但协同效果不稳定，往往依赖于个别干部的个人能力或临时的行政推动，难以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只有正视这些瓶颈，才能为协同强化找到切实的突破口。

四、工会协同基层治理强化的路径选择

强化工会工作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需要从制度赋权、能力建设、机制创新三个维度系统推进。第一，推动制度赋权，明确工会参与治理的法定地位与权责边界。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中，进一步细化工会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职能、参与程序与保障措施，将“协同治理”纳入基层工会考核的核心指标。同时，探索赋予工会“治理建议权”“矛盾分流权”以及“资源协调权”，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基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枢纽节点。

第二，加强能力重塑，打造专业化、社会化的工会工作队伍。一方面，优化工会干部的知识结构，系统开展社区治理、协商民主、社会工作、矛盾调解等跨领域培训；另一方面，引入专业社工、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构建“工会干部+专业力量+职工志愿者”的复合型服务团队。此外，推动“数字工会”向基层延伸，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精准识别职工需求、预警矛盾风险、匹配服务资源，提升协同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第三，创新协同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共治平台。在市级层面，建立工会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常态化协调机制；在街道和社区层面，推行“工会代表入驻党群服务中心”制度，将工会服务纳入社区公共服务清单；在企业和园区层面，深化“民主管理+协商议事”双轮驱动，推动职代会制度与社区议事制度的有效衔接。尤其要注重发挥工会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中的组织动员优势，探索“网上入会—云端服务—线上议事—线下调解”的全链条协同模式，使灵活就业群体能够有序融入基层治理共同体。

结语

工会工作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工会自身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从“维权者”到“协同者”的角色拓展，并不意味着工会核心职能的稀释，而是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组织价值跃升的必然路径。当前，工会协同基层治理仍处于“从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集成”的关键阶段。唯有在制度层面厘清权责、在能力层面补齐短板、在机制层面打通壁垒，才能真正将工会的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与服务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长效动能。未来，随着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工会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道关键命题，其探索与实践必将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独特的组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