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社会稳定的根基。随着社会结构转型与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单一行政手段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需求，协同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然而，协同并非自然形成，它需要依托于强有力的组织载体。基层组织作为国家治理触角的末梢，不仅是政策落地的执行者，更是多元主体之间信息交互、资源整合与行动协调的关键枢纽。当前，基层治理协同实践中普遍存在“碎片化治理”“条块分割”“主体联动不足”等困境，其深层原因往往指向基层组织自身的功能定位模糊、资源禀赋薄弱以及制度性协作机制缺位。因此，从基层组织视域切入，系统审视其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扮演与能力短板，进而探索强化协同效能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本文旨在剖析基层组织在协同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诊断当前协同失灵的组织归因，并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以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框架。

二、基层治理协同的理论意涵与组织基础

协同治理强调在公共事务处理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资源共享与责任共担，实现整体效益最优。基层治理场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情境性——社区、村庄、网格等微观单元内，利益诉求交错、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并存、行政资源与社区资本相互渗透。在这一场域中，协同的达成依赖于中介性组织的有效运作。基层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村两委、网格管理站等）天然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功能在于：第一，信息传导与需求整合，将上级政策话语转化为本地可操作方案，同时将群众诉求进行结构化表达；第二，资源链接与动员，将政府投入的公共资源、市场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社区自有的志愿力量进行对接；第三，规则供给与冲突调解，通过制度化协商和人情治理的耦合，降低交易成本、化解集体行动困境。正是这种“双重代理”角色，使基层组织成为协同治理不可或缺的组织支点。缺乏这一支点，协同要么沦为形式化的会议协调，要么退化为行政强制的单向输出，难以产生实质性增益。因此，理解协同治理的微观机理，必须以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为关键变量。

三、当前基层治理中协同困境的组织归因

尽管基层组织在理论设计上承担着协同枢纽的功能，但在现实运作中却面临多重掣肘，导致协同效果大打折扣。首先，组织权责边界模糊与自主性受限。基层组织的行政化倾向长期存在，大量上级交办的任务使其疲于应付“填报台账”“迎接检查”，难以腾出精力开展主动性的协同协商。同时，社区自我管理权限被条块体制切割，许多涉及多部门协同事项（如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推广）需要层层请示，丧失了及时响应的窗口。其次，资源禀赋的“小马拉大车”困境。基层组织普遍面临经费短缺、人力不足、专业能力薄弱的瓶颈。以社区专职工作者为例，其待遇水平偏低、职业晋升通道狭窄，导致人才流失严重，难以形成稳定的专业化协作队伍。资源匮乏直接削弱了基层组织对外部主体的吸引力：当社会组织或企业认为与基层合作成本高、回报低时，协同关系便无法建立。再次，制度化协同机制缺失。基层的协同尝试往往依赖个人关系、领导重视等非正式因素，缺乏明确的责任清单、协商程序和绩效评价体系。一旦关键人物变动，已有的协同网络便迅速瓦解。此外，信息孤岛与技术壁垒也阻碍了协同的深度化——不同部门、不同组织之间的数据系统互不连通，使得基层在分析需求、调配资源时只能依赖经验判断，精准性与效率难以保证。上述组织性障碍相互叠加，形成了“基层想协同却协同不了、上级要求协同但基层无力承担”的困局。

四、强化基层组织协同效能的关键路径

破解基层治理协同中的组织性瓶颈，需要从制度赋权、能力建设、技术赋能与生态营造四个维度协同发力。第一，推进基层组织职责清单化与协同权责匹配。明确基层组织的核心职能为“综合协调、议事协商、资源链接、信息汇集”，将非核心行政事务剥离或外包，同时赋予其针对协同事项的召集权、评议权和有限资源分配权。例如，可设立社区“协同议程池”，由基层组织主导筛选并推动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治理难题。第二，加强基层组织资源保障与专业化队伍培育。建立财政投入与社区人口规模、治理复杂度挂钩的弹性增长机制，确保基本工作经费。同时，推行“社区治理师”制度，引入专业社工和公共管理人才驻点服务，并打通晋升通道与职业认证体系。基层组织内部需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重点提升需求分析、协商谈判、项目管理等协同技能。第三，借助数字化转型构建基层协同信息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设统一的社区治理数据库，实现人口、设施、需求、政策等基础信息的实时共享。基层可依托平台发起协同任务、记录交流过程、评估协作绩效，使协同行为可追踪、可量化。同时，利用微信小程序、网格App等轻量级工具降低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门槛。第四，营造鼓励协同创新的组织文化。上级部门应建立容错机制，对基层探索性协同项目给予试错空间，并将协同效果纳入基层绩效考核体系，避免“一刀切”式检查。此外，培育社区公共精神，通过“微公约”“楼门议事会”等载体将协同意识内化为居民行动，从而减轻基层组织的动员负担。这些路径相互支撑，旨在将基层组织从被动执行者转化为主动协同的催化剂。

五、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化不是简单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一场围绕组织角色与制度逻辑的系统性变革。基层组织在这一变革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其能力重塑与机制优化直接决定了协同治理的落地成效。当前，既要正视基层组织在权责、资源、信息等方面的结构性短板，也要避免陷入“万能基层组织”的浪漫想象——协同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信任建构与利益趋同，而基层组织正是这一建构过程的核心场域。未来，应持续推动基层组织的“去行政化”与“增能化”并行，在保障其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同时，赋予其更多灵活协调的弹性空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形式协同”到“效能协同”的跨越，让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局中发挥出应有的基石作用。这既是制度设计的应然追求，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