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对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能力乃至执政党群众工作水平形成了严峻考验。在这场复杂的危机应对中，中国独特的群众组织力——即党领导下动员、整合、引导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展现出显著的制度效能。从社区封控到物资配送，从核酸筛查到疫苗接种，亿万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然而，疫情应对也暴露出部分地区组织动员方式僵化、群众参与动力衰减、基层治理韧性不足等问题。深入剖析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的效能逻辑，并探讨其优化思路，不仅关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建设，更是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效能体现：从“超常动员”到“常态嵌入”的组织韧性

疫情防控中群众组织力的首要效能体现为“超常动员”能力。面对病毒传播的突发性与隐匿性，各级党组织依托单位、社区、网格等“毛细血管”，快速激活以党员为骨干、志愿者为补充、居民为主体的应急响应链。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数万名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与志愿者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千万级人口的全员排查、封控管理与生活保障，这种将松散社会个体迅速凝聚为有序集体行动的能力，依赖于长期积累的组织网络与群众信任。全国范围内，约400万名社区工作者、600多万名网格员在常态化防控中承担起信息上报、政策宣传、需求对接等职责，使防控指令能够穿透到每个家庭，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闭环。

其次，群众组织力实现了从“被动服从”向“主动参与”的效能转化。在严格防控措施下，居民不仅接受管理，还自发组建楼栋互助群、物资团购组、心理支持团等微型共同体。上海、北京等地出现的“社区团长”“邻里公约”等现象，本质是群众在非正式场域中通过自我组织弥补行政资源不足，体现了组织力从外部嵌入到内生动力的升级。这种从“要我配合”到“我要参与”的转变，极大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了政策执行精准度。例如，在核酸检测中，居民主动分时段下楼、提供场地；在疫苗接种中，老人群体通过邻里互劝提升接种率。这些微观实践印证了群众组织力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推力，更是自下而上的合力。

二、内在机理：制度优势、情感联结与技术赋能的协同驱动

群众组织力在疫情防控中的高效运转，根植于三重驱动因素。第一是制度优势的“骨架”。党的领导贯穿于组织动员全过程，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联动体系确保了指令统一、资源统筹。社区党组织作为核心枢纽，将“双报到”党员、驻区单位、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纳入治理架构，形成“一核多元”的动员结构。这种制度设计使组织力具有高度权威性与穿透力，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常见的部门扯皮与政策碎片化。

第二是情感联结的“血肉”。中国人“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与集体主义精神在危机中被激活。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对基层干部的“熟脸认同”、以及疫情中涌现的“逆行者”感人事迹，共同建构了情感动员的基础。例如，在封控小区中，居民对“大白”的理解与感恩转化为主动配合，甚至自发为工作者送餐送药。这种非制度化的情感纽带弥补了刚性管理的生硬感，降低了冲突风险。研究表明，社区凝聚力越强的区域，群众对防控措施的接受度与执行度越高，感染率反而越低。

第三是技术赋能的“经脉”。健康码、行程码、大数据追踪等技术工具改变了传统人工摸排的低效模式，使得海量信息可以快速汇聚、实时反馈。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平台（如“社区微脑”）结合，实现了“群众需求—组织响应”的闭环。例如，在深圳、杭州等地，居民通过小程序上报困难，后台调度志愿者上门服务，利用算法优化物资配送路线。数字技术既放大了组织力的广度（触达每个手机用户）与精度（个性化服务），也提升了组织力可持续性——避免陷入“人海战术”的疲劳效应。

三、现实反思：效能衰减与组织异化风险

尽管群众组织力在整体上经受住了疫情考验，但也暴露出若干短板。一是“运动式动员”的疲劳效应。在长达数年的反复封控中，基层干部、志愿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群众参与热情逐渐从高涨转向倦怠。部分社区出现“等靠要”现象，即过度依赖行政指令而丧失自主组织能力，一旦外部支持中断，基层治理便陷入瘫痪。二是“一刀切”与“过度组织”的偏差。少数地方为追求防控效率，采取部分权利替代、层层加码式的管控，忽略群众个体差异与合理需求，引发冲突与投诉。例如，极端的“封门”“焊锁”做法不仅违反法治精神，也伤害了群众对组织的信任。三是弱势群体的组织盲区。高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流动务工者等在数字鸿沟、信息不畅的背景下，往往成为动员体系遗忘的角落。他们的真实需求未被充分识别，导致部分人群在疫情中承受更大健康与经济风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基层干部将“群众组织力”简单等同于“命令执行度”，忽视组织过程中的协商、反馈与动态调整。结果表现为：决策单向传导，群众声音难以向上通达；组织运行僵化，缺乏容错与弹性机制；激励机制单一，志愿者与下沉干部的动力更多依赖道德感召而非常态化保障。这些隐忧提示我们：群众组织力不能仅停留在战时状态的“超高频运作”，而必须向“常态化韧性”转型。

四、优化思路：构建“弹性共治”的新型组织范式

面向未来，优化群众组织力需要在以下维度着力。

第一，推动组织逻辑从“指令驱动”转向“协商驱动”。在制定防控政策时，增加群众意见征集与民主参与环节。例如，通过线上议事会、网格恳谈会等形式，让居民针对封控范围、物资配送方式、核酸采样频次等具体议题提出建议，基层据此调整实施方案。这种“参与式规划”既能提升政策接受度，也能催生更现实、细化的解决方案。上海浦东某社区在居民建议下，将单向门禁改为分时段开放通道，减少人员聚集同时维系了生活便利，即为典型案例。

第二，强化心理关怀与常态化激励，克服动员疲劳。建立志愿者积分兑换、社区荣誉表彰、公职人员优先评优等制度，将“战时献爱心”转化为“平时有回报”。同时，引入心理疏导机制与轮换制度，避免核心动员群体（如社区书记、网格员）过度消耗。组织力可持续性的根基在于“有温度的连接”，而非无休止的奉献。

第三，补齐数字赋能中的弱势群体短板。在推进“一老一小”适老化改造时，保留电话热线、上门登记等传统渠道，确保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体同样能够进入组织网络。同时，利用大数据识别重点帮扶对象（如独居老人、长期卧床患者），建立“一人一策”的组织响应方案，实现精准动员与精准服务共进。

第四，注重法治与合意空间的培育。明确基层防疫中的权力边界与程序正义，例如封控决策需经县级及以上政府批准，不得因局部管理便利而侵犯基本权利。引入法律顾问、居民代表参与合规性审查，降低组织过程中的冲突概率。一个尊重个体权利的组织体系，远胜于高成本维稳的强制体系。

结语

疫情防控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群众组织力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强大效能，也揭示了其作为社会治理核心机制的深层规律。真正的组织力不是单向的命令与控制，而是基于信任、协商与共同目标的有机团结。未来，我们需要超越“应急型动员”的路径依赖，将疫情防控中积累的社会资本、数字工具与制度经验转化为治理常态，构建更具韧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群众组织体系。这既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长远之策，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