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获得感。在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中，群众组织力——即发动、引导和凝聚群众参与治理事务的能力——正成为衡量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变量。近年来，各地围绕“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展开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面临参与广度不足、组织方式僵化、长效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如何从实践出发，系统梳理群众组织力的生成机理与提升路径，是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亟待回答的关键命题。本文基于多地调研与文献分析，尝试在理论与实践互构中揭示当前群众组织力的运行态势，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向。

一、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

群众组织力并非单一的动员能力，而是一个涵盖组织架构、制度规范、文化认同与行动能力的综合范畴。从社会学视角看，它表现为在正式治理体系之外，通过信任网络、利益纽带和公共精神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有序参与群体的过程。在基层场域中，群众组织力至少包含三层意涵：一是纵向的响应力，即群众对党政决策的接纳与配合程度；二是横向的自组织力，即居民自发形成兴趣团体、互助小组、议事会等自治单元的能力；三是持续的行动力，即将认同转化为常态化公共参与和志愿服务的内在驱动。这种多维结构决定了群众组织力不仅是“喊得应”，更是“做得成”与“行得远”。

从现实价值看，高水平的群众组织力能够有效弥补行政资源的不足，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当突发事件来临时，组织有序的群众可以快速成为信息传递员、物资协调员和心理疏导员；在日常治理中，组织化的群众又能通过协商议事化解邻里矛盾、监督公共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群众组织力的提升有助于培育公共精神，促进从“被动服从”向“主动共建”的治理文化转型，进而夯实基层社会的长效稳定基础。

二、当前实践中的典型模式与成效

纵观全国基层创新实践，群众组织力的培育与运用已形成若干成熟模式。第一种是以“党建引领+网格化”为核心的嵌入式组织模式。通过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依托党员骨干的垂直联系与横向辐射，实现对居民需求的快速响应与分类动员。例如，浙江“红色微网格”将每名党员联系若干户居民，形成“民情地图”与“需求清单”，使组织触角延伸至末梢。第二种是以“居民议事会”“恳谈会”为代表的协商式组织模式，通过制度化平台让群众在公共事务中从“旁观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北京“接诉即办”与上海“社区议事厅”的实践表明，当群众感受到自身意见能被采纳时，其参与组织活动的意愿与持续性均显著提升。第三种是以“公益积分”“时间银行”为载体的激励式组织模式，将志愿服务与物质或精神奖励挂钩，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这种模式在深圳、厦门等地取得良好效果，尤其调动了年轻群体和中产阶层的参与积极性。

这些实践的共同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升了公共事务的响应效率，群众诉求从“有事难找”变为“随时可议”；二是增强了社会信任，干部与群众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互动频次与质量明显提高；三是催生了大量自发性组织，如社区环保队、老年互助社、儿童托管小组等，形成了“官民共治”的良好生态。据部分城市统计，实行网格化协商治理后，社区矛盾调解成功率提高30%以上，群众满意度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

三、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

尽管实践成果显著，但群众组织力在广度与深度上仍存在明显短板。首先，参与结构存在“两极化”倾向。活跃在社区组织中的群体以退休老人、党员骨干和部分热心居民为主，而中青年职业群体、流动人口、租住群体参与率较低。这种“老面孔”现象导致议题偏好固化，与新市民群体、年轻家庭的需求脱节，削弱了组织的代表性。其次，组织方式容易走向“行政化”与“形式化”。部分基层单位为完成上级考核，热衷于“造盆景”“刷数据”，对群众实际需求回应不足，导致组织活动流于表面，甚至引发群众反感。例如，频繁的填表打卡、会议留痕消耗了群众的热情，却未能解决停车难、卫生差等具体问题。再次，长效机制缺乏支撑。很多临时性的组织动员依靠领导重视或项目资金维持，一旦考核结束或经费断档，组织力便迅速衰退。社区社会组织普遍面临注册门槛高、场地匮乏、专业人才稀缺的困境，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

从深层制约因素看，一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原子化与陌生化。城市高层住宅中邻里疏离，熟人社会基础瓦解，重建信任需要漫长过程。二是现有治理体制中权力与责任的边界不清。社区居委会同时承担行政任务与自治功能，两种角色时常冲突，限制了它作为群众组织枢纽的活力。三是激励机制设计欠科学。以“道德感召”为主的动员方式对部分群体缺乏吸引力，而单纯的物质奖励又可能扭曲参与动机，形成“有奖励才参加”的依赖心理。

四、优化群众组织力的改进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提升群众组织力需从制度供给、技术赋能与文化塑造三方面协同发力。第一，推动组织体系从“单向动员”向“双向赋能”转型。应赋予基层自治组织更大的自主权，减少行政指标干预，让群众组织回归“自下而上”的需求导向。可借鉴“项目制”思路，将部分社区治理经费由上级直接拨款改为居民议事会定项目、报预算，使群众真正成为资源分配的主体。同时，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鼓励发展社区基金会、互助基金等公益经济载体，为组织活动提供稳定财源。

第二，以数字化手段重构参与通道与反馈闭环。利用微信小程序、社区App等工具，建立“线上议事+线下落实”混合模式，降低青年群体参与的时间成本。重点开发“问题上报—处理跟踪—结果评价”全链条系统，让群众随时查看公共事务进展，增强参与获得感。数据技术还可辅助识别“沉默群体”，通过行为分析精准推送与其兴趣相关的活动邀请，逐步扩大覆盖面。

第三，建立分层分类的参与激励机制。对于高频参与者，注重荣誉激励与身份认同，如评选“社区之星”、赋予议事会决策席位；对于中低频参与者，采用轻量化微任务（如一次性的环保活动、线上投票），辅以小额积分兑换。同时着力培育“领袖型”群众骨干，通过专业培训、经验交流、财政补贴等方式，形成一支稳定的组织者队伍，由其辐射带动更多人群。

第四，深耕社区公共文化，重建邻里联结。依托传统节日、文体赛事、兴趣课堂等高频低门槛活动，创造居民自然交往的场景。有条件的社区可设立“公共客厅”或“共享空间”，鼓励居民自发举办读书会、亲子游戏、厨艺分享等，使组织力在情感纽带中自然生长。文化活动中融入公共议题讨论，如垃圾分类、楼道美化，逐步将社交热情转化为治理参与。

结语

群众组织力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工具，更是其目标——一个善治社会的标志在于普通民众能够自主、有序且持续地参与公共生活。当前，城乡社区正在经历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转型，群众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一转型的成败。未来的改进方向不应止步于技术修补或项目复制，而需在制度设计中注入更多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在技术应用中兼顾效率与温度，在文化培育中激发认同与归属。唯有如此，群众组织力才能从运动式动员升华为常态化的治理力量，真正成为基层社会行稳致远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