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是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石与行动标尺。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地区和部门仍存在作风顽疾反复发作、隐形变异的问题。从群众路线的视域审视当前作风建设，可以发现诸多问题表征并非孤立的技术性缺陷，而是根植于干群关系异化、权力运行失范以及制度执行偏差的深层结构之中。唯有精准识别这些表征，才能避免“纸上整改”“运动式纠风”，真正实现作风建设从治标向治本的跃迁。

一、形式主义泛滥：群众工作“表面化”的伦理困境

形式主义是群众路线的直接对立面。在基层实践中，以“痕迹管理”代替实际成效、以“留痕迎检”冲淡服务群众的倾向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调研走马观花，只求影像资料、不察真实民情；会议文件层层转发，照本宣科而缺少本地化执行；扶贫帮扶中“数字脱贫”“材料美化”现象时有发生。从群众路线视角看，形式主义的本质是群众主体地位被置换——工作焦点从“群众满意不满意”异化为“上级看见看不见”。这种“表演型作风”不仅浪费行政资源，更严重削弱了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其深层根源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脱离群众参与，导致“对上负责”压倒“对下负责”。

二、官僚主义积弊：脱离群众的“衙门化”趋向

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特征在于拒斥群众参与、抬高权力门槛。部分干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在决策过程中闭门造车，不开展听证、不征求意见，导致政策“水土不服”；甚至将审批权视为“寻租工具”，以“按规定办”为名行“设卡刁难”之实。从群众路线角度来看，官僚主义割裂了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反馈回路。当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遥控指挥”，而不愿深入田间地头“现场办公”，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便形同虚设。这种“衙门化”倾向若不加遏制，将导致党群关系从“血肉联系”退化为“油水分离”。

三、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群众信任的侵蚀性病灶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虽经高压态势有所收敛，但隐形变异问题不容忽视。例如：违规公款吃喝从豪华酒店转入隐蔽会所、内部食堂；借考察培训之名变相公款旅游；超标配备办公用房、公车私用等问题在部分领域屡禁不止。这些行为看似是个人道德失范，实则是对群众路线的根本背离——公共资源的滥用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也从根本上消解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从群众路线视域分析，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的本质是权力意识凌驾于服务意识之上，干部将职位视为“享乐资本”而非“责任担当”。这种作风不仅造成财政浪费，更在群众心中烙下“特权化”的负面印象，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面临隐性流失的风险。

四、数字鸿沟下的衍生问题：技术赋能与情感疏离

随着数字政务的推广，部分地方出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要求基层干部频繁登录APP、打卡签到、转发点赞，导致“网上群众路线”异化为“数据充数”。与此同时，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众因数字技能不足，被排斥在线上服务之外，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从群众路线方法论看，技术本应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手段，但若过度依赖线上而忽视线下走访，就会造成“键对键”代替“面对面”的情感断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政务平台沦为“空中楼阁”——群众反映的问题“已读不回”，数据闭环却无实效解决。这种“技术赋能下的作风空转”恰恰是群众路线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新型表征。

五、问责与监督的失衡：群众评价机制的虚化

作风建设的成效最终应由群众来评判，但当前监督体系中仍存在“上级主导、群众缺位”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年度考核、巡视整改多以“问题台账”“整改报告”为凭据，群众满意度调查流于形式，甚至样本被选择性筛选；另一方面，问责泛化、简单化导致基层干部“为了不被追责而敷衍应付”，出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消极心态。这种监督失灵折射出群众路线在作风建设中的“评价权”未能真正落地——群众没有畅通渠道对干部作风进行实质评价，监督效果高度依赖上级意志。长期以往，作风建设就会陷入“运动式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而难以形成群众自觉参与的常态化机制。

结语：回归群众路线本质，重构作风建设逻辑

上述问题表征表明，作风建设不能仅靠运动式纠偏或技术性修补，而必须回归群众路线的核心逻辑：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理念转化为制度化的权力运行规范。具体而言，一是要重构考核导向，将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作风的第一标准，削减痕迹主义指标；二是要健全参与机制，通过听证、恳谈、评议等方式让群众深度介入决策和监督全过程；三是要优化数字治理，确保技术手段服务于而非替代真实的群众接触；四是要完善问责平衡机制，既要坚决惩治腐败作风，也要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提供容错空间。唯有如此，作风建设才能真正从“问题表征”的被动应对走向“主体协同”的主动治理，在群众路线的深厚土壤中持续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