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深层挑战，并非信息传递的广度不足，而是价值内化的深度不够。在信息过载与价值多元的语境下，受教育者往往处于情绪遮蔽或情绪倦怠状态，理性说服与单向灌输的效果日益衰减。情绪，作为认知转化与行为驱动的重要中介变量，长期在思政工作视域中被边缘化。将情绪管理从心理学技术工具提升为思政工作的价值驱动力，不仅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回归，更是破解思政工作“入脑入心”难题的关键维度。本文旨在系统阐述情绪管理如何通过优化教育者的情绪素养、改善受教育者的情绪体验、重塑工作过程的情感逻辑，最终实现思政工作质效的内生性提升。

一、情绪管理：思政工作效能提升的“心理钥匙”

情绪管理并非简单等同于情绪抑制或自我安慰，而是指个体对自身及他人情绪进行识别、理解、调节与运用的能力。在思政工作场域中，情绪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认知加工的“滤镜”，负面情绪会窄化注意范围，降低信息接收的开放性与深度；另一方面，它是情感认同的“粘合剂”，积极情绪能够激活价值共鸣，加速信念的内化过程。传统思政工作往往遵循“晓之以理”的单一路径，却忽视了“动之以情”是“晓之以理”得以发生的前提。事实上，情绪的神经机制决定了前额叶皮层的理性加工强烈依赖于边缘系统的情绪信号；没有正向的情绪基调，再严密的逻辑论证也难以穿透心理防御。因此，情绪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思政工作者能否创设安全、开放的心理场域，能否在冲突与分歧中保持引导的韧性，进而影响思政工作的整体效能。

二、情绪管理对思政工作主体的效能增益

思政工作者的情绪素养是决定工作质效的“第一变量”。首先，高水平的情绪觉察能力使教育者能够敏锐捕捉工作对象的表情、语气、肢体等非言语线索，即时判断其心理状态与接受意愿，从而灵活调整话语策略与互动节奏。这种基于情绪反馈的动态调适，使思政工作从“标准输出”转向“精准滴灌”。其次，情绪调节能力有助于教育者在面对质疑、冷漠甚至对抗时保持稳定的职业心态，避免因自身情绪爆发而激化矛盾或关闭对话窗口。研究表明，教师的情绪耗竭程度与学生的信任建立显著负相关；善于进行情绪劳动管理的思政工作者，其工作投入与职业效能感也显著更高。更重要的是，情绪表达的管理——包括情绪的适度外显与真诚流露——能够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消解角色壁垒，使价值引导在共情氛围中自然发生。可以说，情绪管理是思政工作者从“知识传授者”迈向“灵魂工程师”的必经阶梯。

三、情绪管理对思政工作客体的接受度优化

受教育者的情绪状态是思政教育内化效果的关键调节因素。当个体处于焦虑、愤怒或倦怠等负面情绪中时，其认知资源被大量占用，对复杂价值信息的加工深度下降，甚至会出现“逆火效应”——即试图改变其观点的努力反而强化了原有态度。情绪管理策略的介入，能够有效改善这一局面。一方面，在思政工作开始前进行“情绪预热”——如通过正念练习、音乐放松或积极叙事激发正向情绪——可以提升受教育者的认知灵活性，增强其对不同观点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引入情绪疏导机制，例如设置“情绪安全阀”（允许合理表达不满或困惑），能够防止负面情绪的累积与爆发，为理性对话保留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情绪管理还能帮助受教育者建立“情绪—价值”的联结记忆：当积极的情绪体验反复与某种价值观同时出现，该价值观便会内化为具有正向情绪效价的心理结构，从而形成稳定的认同动力。这种通过情绪路径实现的价值锚定，远比单纯的道理灌输更为牢固持久。

四、情绪管理融入思政工作的方法论转向

将情绪管理嵌入思政工作，必然触发方法论层面的深刻转向。第一，从“任务导向”转向“关系导向”。传统工作模式侧重完成宣讲、谈心、活动等量化指标，而情绪管理视角要求工作者首先建立信任关系，其核心是共情与接纳。这意味着工作评估标准应当引入“情绪温度”指标，如受教育者的情感参与度、安全感水平等。第二，从“纠正思维”转向“扩容空间”。过去遇到情绪问题往往急于“讲道理”以纠正认知偏差，但更有效的路径是先共情、再认知调适：通过情绪命名、正常化等策略降低情绪强度，待理性空间恢复后再进行价值讨论。第三，从“个体干预”转向“场域营造”。情绪具有传染性，单点情绪管理难以持续；更需构建积极情绪场——包括组织氛围、话语风格、仪式设计等——使思政工作浸润在情感支持与尊重信任的生态中。这种方法论转向不排斥理性说服，而是为理性说服提供更坚实的情绪地基，实现“情通理达”的协同效应。

五、实践路径与策略构建

为充分发挥情绪管理的价值效能，思政工作应在以下几个层面进行系统建构。其一，加强思政工作者的情绪素养培训。将情绪察觉、情绪调节、共情沟通等内容纳入岗前培训与继续教育模块，并建立情绪支持系统的定期督导机制。其二，开发基于情绪识别技术的辅助工具。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环境下，可利用情感计算技术对群体情绪状态进行动态监测，为工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但需警惕技术异化，坚持人机协同原则。其三，设计情绪友好型工作流程。例如在重大政策宣讲前进行情绪预热环节，在矛盾调处中预留情绪宣泄时间，在活动总结时引导积极情绪升华。其四，建立情绪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对长期处于负面情绪状态的受教育者，应通过心理咨询、同伴支持等方式进行早期干预，防止情绪问题固化为价值观障碍。其五，推动思政工作评价体系更新，将情绪管理成效（如信任建立率、情绪稳定性提升、共情关系密度等）纳入质效评估指标，形成闭环改进。

结语

情绪管理不是对思政工作理性本质的消解，而是对其实践智慧的深化。在“后真相”时代，情感与价值、情绪与信仰之间的纽带愈发紧密。只有当思政工作者具备了驾驭情绪的能力，思政工作才可能真正实现从“说教”到“育人”、从“表层覆盖”到“深层内化”的跨越。将情绪管理提升为思政工作体系的核心能力之一，既是回应现实困境的紧迫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科学化、人性化、高质效的必然选择。未来，围绕情绪—认知—价值三者互动机制的深入研究，将为思政工作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