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基层治理日益成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干部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其群众工作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政策执行的效度、干群关系的温度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在治理任务日趋复杂、民众诉求多元分化的转型时期，部分基层干部在群众工作中暴露出较为明显的能力短板，这不仅制约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潜在隐忧。本文拟从沟通协调、政策传导、应急处突以及数字应用四个维度，对当前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短板的现状进行系统审视，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以期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一、沟通协调能力弱化：从“面对面”走向“屏对屏”后的疏离
群众工作的核心要义在于有效的沟通与情感共鸣。然而，在部分基层干部中，传统的“拉家常”“坐板凳”式的面对面交流能力正在弱化。这种现象在年轻干部群体中尤为突出：他们习惯于通过微信、钉钉等线上平台发布通知、收集信息，却逐渐丧失了与群众进行深度对话、共情谈判的能力。一方面，线上沟通难以捕捉非语言信息（如语气、表情、肢体动作），容易造成误解与隔阂；另一方面，部分干部因缺乏面对冲突情绪的经验，在面对群众信访、拆迁补偿、邻里纠纷等敏感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延迟或机械转述上级政策的方式，未能真正化解矛盾，反而可能激化冲突。
此外，语言表达的本土化缺失也是沟通短板的突出表现。部分干部习惯了公文式、政策式的正式语言，在向群众解释政策法规时，无法将“官话”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白话”，导致政策宣讲变成单向灌输，群众要么听不懂、要么不愿听。例如，在宣传医保报销流程、土地确权登记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时，干部若照本宣科，群众便难以形成准确理解，进而产生“干部不办实事”的负面评价。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倾听”的主动意识。他们习惯于“说”而非“听”，将群众反映的问题简单归类为“无理取闹”或“历史遗留”，缺乏深入调查和换位思考的能力。这种沟通能力的弱化，直接导致了群众信任度的下降：干部认为群众“难缠”，群众觉得干部“冷漠”。
二、政策传导能力断裂：从“传递”到“转化”的鸿沟
基层干部是连接国家政策与民众生活的桥梁，其核心能力在于将宏观政策进行“在地化”转化。然而，当前基层干部群体在政策理解、细化设计与执行督导三个环节中均存在短板。
首先是政策理解层的“悬浮”。部分干部对上级政策的文件精神学习不深、不透，仅仅停留在知道“有这么回事”的层面，对其背景、目标、适用条件缺乏系统性把握。导致在向下传导时，要么生搬硬套，要么随意裁剪，使得政策落地出现偏差。例如，某些地方在推行乡村振兴产业补贴政策时，干部不了解具体申报标准和验收细则，导致群众多头跑路、政策空转。
其次是细化设计层的“粗放”。许多基层干部习惯于“等指示”——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做，缺乏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二次设计的能力。面对千差万别的村庄社区，同一种政策执行方案难以适应所有情况。然而，部分干部怕担责、图省事，不愿根据具体人群特征（如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特色产业户）制定差异化的执行路径，导致政策“水土不服”。
最后是执行督导层的“失位”。政策落地后，需要持续跟踪、反馈与纠偏。但不少基层干部将“发了通知”等同于“落实到位”，将“表格填写”视为“工作完成”。他们缺乏对政策效果的量化评估意识，也缺少及时调整措施的灵活性。当群众反映“政策好但享受不到”时，干部往往归责于程序繁琐或资源不足，而不是主动反思传导链条中的堵点。
三、应急处突能力薄弱：从“经验依赖”到“职业化准备”的落差
近年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群体性纠纷等突发情况频发，对基层干部的应急处突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然而，多数基层干部并未接受过系统化的危机管理训练，其应对方式仍停留在“事中补救”而非“事前预防”的被动阶段。
在风险识别层面，部分干部缺乏敏锐的预警意识。例如，面对房地产纠纷、欠薪讨薪等积累性矛盾，他们往往等到事件爆发、舆情发酵后才匆忙介入，错过了在萌芽状态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这种“灭火式”的应对思维，大大增加了治理成本。在事件处置过程中，部分干部暴露出缺乏现场指挥能力、信息发布能力、舆情引导能力的短板。他们或反应迟缓、或应对失当，甚至出现“甩锅”“捂盖子”的做法，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
尤其在信息化时代，突发事件的网络传播速度极快，基层干部若缺乏基本的媒体素养，极易在舆论场中陷入被动。例如，面对群众拍摄上传的现场短视频，部分干部第一反应是“删帖”而非“回应”，这种应对方式不仅无助于平息事态，反而会引发更广泛的质疑。应急处突能力的短板，折射出基层干部从“经验型管理”向“专业化治理”转型的紧迫性。
四、数字应用能力失衡：从“工具依赖”到“数字迷雾”
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技术赋能，但同时也暴露了部分基层干部在数字应用能力上的“两极分化”。年轻干部往往对技术工具驾轻就熟，但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以数据填报、APP打卡取代实地走访，使群众工作变成“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年长干部则可能对数字平台产生畏难情绪，导致上级部署的数字化服务下沉受阻。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数字工具被“异化”为考核指标后，基层干部的时间与精力被大量挤占。为了完成系统“留痕”要求，他们必须在不同平台间反复操作，真正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反而被压缩。这种“屏幕上的忙碌”掩盖了能力短板的本质：干部不再需要思考如何用智慧化解矛盾、用情感打动群众，而只需机械地完成任务——这恰恰是群众工作能力最根本的流失。
结语：能力短板的根源与提升路径
综上所述，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短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制度层面看，考核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硬性指标（如发文数量、会议次数、数据上报率），忽视了对沟通效果、矛盾化解率、群众满意度等软性指标的权重设计；从培训层面看，现有干部培训偏重理论灌输而缺乏实战演练，尤其是针对复杂情境的模拟训练严重不足；从心理层面看，基层工作压力大、晋升通道窄、问责风险高，导致部分干部产生“少做少错”的保守心态，主动提升能力的意愿不足。
破解能力短板，需要从以下路径着力：其一，重构考核导向，将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评价维度，倒逼干部回归“面对面”工作传统；其二，建立常态化、情境化的能力培训体系，引入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应急演练等实战化课程；其三，优化数字平台设计，减少重复填报，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群众而非消耗干部精力；其四，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干部提供制度托底，激发其内生动力。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在于每一位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坚实提升。唯有正视短板、系统施治，方能在新时代的治理变革中赢得群众的真正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