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公民福祉。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中，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会员既是劳动关系的参与者，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发挥仍面临机制不畅、动力不足、效能不彰等现实困境。本文旨在系统审视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功能发挥的现状，剖析核心制约因素，并探索提升其治理参与效能的可行路径。
一、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与现实定位
从制度设计看，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等法定职责。工会会员作为工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其参与基层治理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厚的制度根基。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强调“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工会会员既可通过职代会、厂务公开等机制参与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也可依托社区工会、行业工会等平台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矛盾调解、志愿服务等领域。
现实层面，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度转型，大量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涌入城市社区，其劳动权益保障、社会融入、公共服务获取等问题日益凸显。工会会员因长期扎根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群体诉求，具备独特的“信息触角”和“动员网络”，在政策宣导、民意收集、劳资协调、应急响应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潜在优势。这种“从职工中来、到职工中去”的天然纽带，使工会会员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可依靠的群众性力量。
二、工会会员功能发挥的实践样态与积极成效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工会+网格”“工会+调解”“工会+志愿服务”等融合模式，推动工会会员嵌入基层治理体系。在社区层面，不少地方建立“职工说事”“工会议事”制度，会员通过定期走访、座谈访谈、线上平台等渠道收集职工诉求，协助社区解决停车难、充电桩安装、楼栋卫生等民生微实事。在企业层面，工会会员在安全生产监督、劳动保护检查、薪酬集体协商等环节发挥了实质性监督作用，有效减少了劳动纠纷的发生。
在矛盾调解领域，工会会员特别是具有法律背景或调解经验的会员，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邻里纠纷化解、工伤赔偿协调等工作。据相关调研统计，部分先行地区由工会会员主导或参与的基层矛盾调解成功率超过七成，显著减轻了行政和司法系统的压力。此外，在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垃圾分类推广等专项工作中，工会会员组成的志愿队、突击队、宣传队也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成为社区治理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骨干力量。
从制度成效看，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拓展了工会组织的服务半径，也提升了职工群体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归属感。一些地方通过“会员积分”“星级评定”“荣誉表彰”等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会员的参与热情，形成了“参与—受益—再参与”的良性循环。
三、现实困境：参与广度、深度与效能的系统审视
尽管实践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整体审视，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仍处于“浅层嵌入”状态，距离“深度参与”和“有效治理”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其一，参与覆盖面有限、结构失衡。当前，工会会员的基层治理参与仍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为主，大量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小微企业员工、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群体加入工会的比例偏低，即便加入，实际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意愿也明显不足。这种“既有会员参与不充分、潜在会员覆盖不到位”的双重失衡，导致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代表性不足、声音分散。
其二，参与机制碎片化、制度化水平偏低。多数基层单位尚未建立工会会员参与社区或厂区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参与方式多依赖行政指令、临时动员或个人关系，缺乏稳定的信息反馈通道、议事协商平台和决策参与机制。会员参与往往停留在“被动接收任务”“辅助执行事务”的层面，难以进入公共议题设定、资源配置讨论、政策效果评估等治理核心环节。
其三，参与能力与治理需求不匹配。基层治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涉及法律法规、公共政策、财务预算、矛盾调处等专业知识。而相当一部分工会会员缺乏系统的治理知识储备和协商沟通技巧，在参与议事、调解纠纷、监督评议时，容易出现“参与不了、参与不好、参与无效”的尴尬局面。能力短板不仅降低参与效能，也挫伤了会员的持续参与意愿。
其四，激励机制不健全、持续动力不足。目前对工会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激励多以精神鼓励或小额物质奖励为主，缺乏与职业发展、社会保障、评优评先等硬性权益的制度性挂钩。部分会员反映“参与是义务，但回报不明显”，长期“只有付出、没有成长”的参与体验导致队伍稳定性差、骨干流失率高。
四、制约因素的多维剖析
工会会员功能发挥受限，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组织能力、资源保障、文化惯习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制约。
从制度层面看，基层治理中工会组织的法定角色虽有宏观定位，但具体实施缺乏细化的授权清单和程序规范。工会在基层权力结构中的位置相对边缘，会员参与缺乏刚性制度支撑，易被其他治理主体忽视或替代。从组织层面看，部分基层工会存在“空心化”“行政化”倾向，工作重心偏向福利发放、文体活动等事务性内容，对组织会员参与治理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工会干部缺乏专业培训，自身治理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带动会员。
从资源层面看，基层工会普遍面临经费短缺、专职人员匮乏、办公场地受限等困难，难以支撑长效性的治理参与项目。缺乏数字化工具支持，会员参与的信息收集、意见整理、效果评估等环节效率低下。从文化层面看，部分职工存在“治理是干部的事，与普通职工无关”的传统认知，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较为薄弱。同时，基层治理中行政力量长期主导，对社会力量的吸纳和赋权不足，工会会员的参与空间受到挤压。
五、优化路径：从“嵌入”走向“融合”的系统策略
提升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关键在于推动其从“被动嵌入”转向“主动融合”，从“边缘辅助”走向“协同共治”。
第一，强化制度供给，明确角色定位。地方政府应修订完善相关法规或实施意见，细化工会在基层治理中的职能清单、参与程序、权利边界和保障措施。推动建立“工会参与基层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将工会会员纳入社区网格员、义务监督员、矛盾调解员等队伍体系，赋予其明确的信息采集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同时，将工会会员参与治理成效纳入基层工会考核和会员个人评价体系。
第二，拓宽覆盖半径，优化组织架构。加大非公有制企业、新兴就业群体中工会组建力度，推行“网上入会”“行业建会”“楼宇建会”等灵活形式，最大限度吸纳各类劳动者入会。在社区层面设立“工会会员联络站”“职工议事坊”，实现组织触角向基层末梢延伸。探索“会员代表直选”“会员议事小组”等民主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代表产生和议题筛选制度。
第三，实施能力提升工程，赋能会员参与。依托工会干校、社区学院、在线学习平台等资源，系统开展基层治理知识、沟通协调技巧、矛盾调解方法、法律法规应用等专题培训。建立“导师帮带”“优秀会员案例分享”等实践学习机制，提升会员的参与胜任力。鼓励有条件的会员参加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劳动关系协调员等职业资格认证，打造专业化治理骨干队伍。
第四，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构建“精神+物质+发展”三位一体的激励体系。在精神层面，设立“优秀治理参与奖”“最美工会会员”等荣誉，加大宣传表彰力度。在物质层面，提供交通补贴、误餐补贴、意外保险等基础保障，探索参与积分兑换公共服务或生活物资。在发展层面，将会员参与治理经历与职称评审、职务晋升、评优评先、培训机会等挂钩，增强参与的职业价值感。
第五，善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效能。开发或接入“智慧工会”“数字社区”平台，实现会员参与在线化、数据化。建立“会员意见建议—反馈—处置—评价”的闭环处理系统，让会员的每一次参与都有回应、有记录、有改进。利用大数据分析会员参与热区、关注焦点和效能评估，辅助治理决策精准化。同时，通过平台发布治理需求、招募志愿者、公示参与结果，增强透明度和动员效率。
结语：从“在场”到“善治”的跨越
工会会员在基层治理中功能作用发挥的现状，折射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深层逻辑变迁。当前，会员参与已从最初的“形式在场”逐步迈向“功能在场”，但要真正实现从“在场”到“善治”的有效跨越，仍需制度完善、组织赋能、能力建设和文化培育的系统性发力。工会组织应回归群众性本质，将服务职工与参与治理深度融合，使会员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能动主体”。唯有如此，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基层治理现代化也才能获得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与持久的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