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民生福祉与党的执政根基。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分化、群众诉求日趋复杂，传统的单向度管理方式已难以回应现实挑战。政工工作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在基层的集中体现，其在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引领价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当前基层治理中政工工作与行政事务、群众自治、社会组织等板块之间，普遍存在协同不足、衔接松散、资源碎片化等问题，导致政治引领作用未能充分释放。因此，从政工论文的学术视域出发，系统探究如何强化基层治理中政工工作的协同效应，既是理论深化的需要，更是实践突围的迫切要求。
一、政工协同弱化的现实表征与成因分析
从基层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工工作与治理实践之间的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组织运行中的“两张皮”现象。部分基层单位将政工工作视为独立于业务之外的“软任务”，政工干部陷入文山会海而缺乏对具体治理事务的深度参与，导致政治动员与治理行动互不搭界。其二，信息传递中的衰减与失真。纵向的行政指令与横向的群众反馈之间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桥梁，政工工作往往停留在文件传达层面，难以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行动逻辑。其三，资源整合中的壁垒与闲置。党建资源、宣传阵地、群众工作队伍等本应服务于基层治理的要素，往往因条块分割而分散在不同部门，缺乏统一的调度机制与共享平台。
造成上述困境的深层原因，可以从制度设计与能力支撑两个维度加以把握。制度层面，现有的基层治理体系虽然强调党建引领，但尚未建立清晰可操作的政工协同权责清单与流程规范，考核评价中也缺乏对协同实效的硬性约束。能力层面，基层政工干部普遍存在复合型知识结构欠缺、群众工作方法老化、数字化工具运用不足等问题，导致在复杂治理情境中难以有效扮演协调者、催化剂角色。此外，部分基层单位对政工工作的理解仍局限于思想灌输，忽视了其在利益协调、社区营造、危机应对等具体场景中的实务功能，这进一步固化了协同鸿沟。
二、强化政工协同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导向
从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视角来看，政工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一种基于系统思维的有机整合。一方面，政工工作通过意识形态引领与组织力再造，为基层治理提供方向性的“软约束”与可持续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基层治理的实践场景则为政工工作提供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使其从抽象宣教转化为可验证的治理效能。二者共生共促的深层逻辑，在于“政治引领”与“群众路线”在基层微观场域中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协同强化的价值导向应聚焦三个维度：一是从“管理”走向“治理”，即打破行政主导的单向模式，通过政工工作的柔性介入，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与共治能力；二是从“应急”走向“予防”，将矛盾化解、风险预警前置到日常的群众联系与思想疏导之中；三是从“割裂”走向“整合”，通过政治组织力的穿透，弥合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实现资源在治理末梢的高效配置。这些价值取向既是政工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要。
三、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与机制构建
聚焦当前突出问题，围绕“机制—平台—能力—评价”四个关键环节，可以构建系统化的协同强化路径。
首先，完善协同嵌入的制度机制。应将政工工作的核心职能——思想引领、组织动员、矛盾调处——明确嵌入基层治理的全流程。具体可推行“政工网格员”制度，将政工干部编入社区网格，与网格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形成固定协作关系。同时建立“政工需求清单”与“治理资源清单”对接机制，定期召开政工与行政、群团组织的联席会议，推动议题共商、行动共推。此外，在涉及征地拆迁、突发事件、重大政策调整等敏感议题时，应前置政工风险评估与群众心理疏导方案，形成制度化响应流程。
其次，搭建数字赋能的协同平台。依托智慧社区、城市大脑等现有数字基础设施，开发政工工作协同模块，实现党建活动、社情民意、治理动态、重点人员信息的数据贯通。例如，通过算法分析群众信访、舆情热点与政策执行之间的关联，为政工干部精准定位“矛盾焦点”与“宣传盲区”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利用线上议事厅、直播党课、虚拟党群服务站等互动工具，打破时空限制，扩大政工工作在年轻群体与流动人口中的覆盖面，使协同从“物理在场”走向“信息交融”。
再次，提升复合型政工队伍的专业能力。应改革基层政工干部培训体系，增加基层治理实务课程比重，如群众工作心理学、社区治理案例研讨、新媒体传播技术等。推行“政工干部挂职治理一线”制度，让政工人员在矛盾调解、项目推进、居民协商等场景中积累实战经验。此外，积极吸纳具有法律、社会工作、公共管理背景的专业人才进入政工队伍，优化队伍知识结构，增强协同服务的技术含量。
最后，构建多维度的协同效能评价体系。将政工协同的实际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考核与干部绩效评估，具体指标可设置三项：一是群众满意度，通过第三方测评检验政工工作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中的贡献度；二是协同覆盖率，即政工工作与主要治理事项的关联程度；三是风险防控力，即因政工介入而减量的信访数量或矛盾升级数量。评价结果应与干部晋升、评优评先挂钩，形成正向激励循环。同时，建立协同问题专项督查机制，对“协同形式化”“协同缺位”等现象及时纠正，确保制度不流于空转。
四、结语
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工工作作为其中的“中枢神经”，其协同效能的提升既关乎政治基础的稳固，也影响着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面对社会转型期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必须跳出“政工归政工、治理归治理”的思维定式，以制度创新为牵引、以技术为杠杆、以专业能力为支撑，构建起深度嵌入、动态响应、价值共创的协同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效能，在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过程中彰显政工工作的时代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