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而组织动员则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功能、实现有效治理的核心环节。近年来，各地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组织动员的新路径、新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组织动员这一“传动轴”时常出现卡顿、空转甚至反向运转的现象，暴露出若干结构性与情境性的问题表征。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党组织的动员效能，更可能使基层治理陷入“越动员越疏离”的悖论。本文拟从动员主体、动员机制、动员方式与动员效果四个维度，系统审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组织动员面临的问题表征，以期为进一步优化基层动员体系提供学理参照。

一、动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双向疏离

组织动员的本质是主体带动客体、上层传递力量至基层的过程。然而在现实治理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动员主体，与居民、村民等动员客体之间时常呈现“两张皮”的疏离状态。一方面，部分基层党务工作者对辖区内群众的真实诉求缺乏精准把握，习惯于“自上而下”设定动员议题，导致动员内容与群众切身利益关联度不高。例如，在社区环境整治动员中，党员干部频繁入户宣传垃圾分类，但居民更关心的是停车位不足、物业费收缴等实际问题，二者之间的错位使动员难以获得自发响应。另一方面，动员客体——普通群众——因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渐生“动员疲劳”。城市社区中，大量年轻居民早出晚归、对社区事务关注度低，加之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利益分化，使得传统的“口耳相传”“党员包户”式动员方式难以穿透阶层与空间的阻隔，形成“支部在动、群众不动”的尴尬格局。这种双向疏离并非简单的沟通不畅，而是反映了动员主体在信息采集、利益连接与情感共振机制上的深层缺失。

二、动员机制与基层自治的张力显化

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动员，本应促进基层党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的协同共治。然而，在一些地方，动员机制却与基层自治的内生逻辑产生摩擦。具体表征有三：其一，行政化倾向挤占自治空间。当上级党委将某些行政任务——如疫苗接种率、反诈APP下载量——强行转化为动员指标时，基层党组织不得不通过“网格员包干”“楼栋长催报”等方式快速完成数字任务，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动员压缩了居民议事、民主协商等自治环节，群众被简化为“完成率”的统计单位，自治活力遭到抑制。其二，动员资源分配不公引发内部矛盾。在动员过程中，党组织往往倾向于优先动员党员、志愿者骨干、退休干部等“可靠力量”，而对普通群众、边缘群体的动员投入不足。这种“选择性动员”虽能短期见效，却长期加剧了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使基层自治网络出现“亲疏有别”的裂痕。其三，动员节奏与自治规律错位。自治事务需要充分的酝酿、讨论与同意过程，而上级动员任务常常要求“短平快”式集中攻坚，二者在时间维度上的冲突迫使基层干部只能重“强动员”而轻“常沟通”，久而久之，居民对自治会议的参与意愿持续走低。

三、动员方式与群众需求的错位执行

技术赋能与阵地建设是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在动员方式层面暴露出明显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问题。一方面，线上动员过度依赖微信群、小程序、智慧平台等数字工具，虽然提高了信息触达效率，却忽视了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残障人士等“数字弱势人群”的接入困境。有调研显示，某典型社区70%以上的通知通过微信群发布，但社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中近半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这些居民实际上被移出了动员圈层。另一方面，线下动员阵地——如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虽然覆盖广泛，但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许多阵地建成后使用率不高，组织的活动以“讲座式”“会议式”为主，缺乏针对不同年龄、职业、兴趣群体的分众化动员设计。例如，面向青年居民举办的“红色读书会”往往门可罗雀，而同步开设的“青年创业沙龙”却因场地限制一席难求。这种“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根源在于动员策划阶段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动态捕捉机制，更多依赖“复制粘贴”上级模板或历年经验，导致动员方式日益僵化、同质化。

四、动员效果的“内卷化”与形式主义表征

从动员效果的终端审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组织动员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趋势：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逐年递增，但边际治理效益递减，甚至引发反弹。突出问题表征包括：第一，“痕迹管理”挤压实质效能。部分基层单位为应对上级考核，将动员工作的重点放在留痕——拍照、签到、简报、台账——之上。一次入户动员可能需要拍摄多角度照片、填写若干表格、撰写一份简报，干部的精力被大量消耗在“证明自己动员了”而非“动员产生了实效”的环节。第二，运动式动员催生短期应付。每逢重大节点或专项检查，基层便启动“全员入网格”“地毯式入户”等高压动员模式，短期内数据飘红，但活动结束后群众迅速回归常态，社区凝聚力并未真正提升。第三，动员结果反馈机制缺失，导致“动员—冷漠—再动员”的恶性循环。许多动员活动在结束后，组织者不追踪群众满意度，不分析参与率低下的原因，仅将参与人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这种“有单数、无意见”的评估方式遮蔽了深层次问题。最终，党组织投入巨大热情，群众却感觉“被骚扰而非被服务”，动员效果与治理目标背道而驰。

结语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组织动员，既是政治领导力下沉的过程，也是社会整合力再生产的过程。当前暴露出的主体疏离、机制张力、方式错位与效果内卷等表征，本质上指向了传统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与新时代治理逻辑之间结构性不适应。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强制性动员”转向“认同性动员”，将动员嵌入群众日常生活的利益链、情感链与信息链之中；需要重新平衡行政指令与自治协商的关系，赋予基层更多自主调配资源、灵活设计方案的权限；更需要建立“需求导向—精准施策—效果评估—动态修正”的全链条动员闭环。唯有如此，党建引领下的组织动员才能避免沦为“为了动员而动员”的自循环，真正成为推动基层善治的强劲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