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中，群众工作始终是党的执政根基所在。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群众诉求日趋多元，基层党组织如何在保持政治引领功能的同时，有效嵌入群众日常生活、获得群众情感认同，成为亟待破解的治理命题。亲和力，作为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情感纽带和行为桥梁，已从传统工作方法中的辅助要素，逐渐跃升为衡量群众工作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然而，在实践中，亲和力的运用并非简单的态度软化或姿态降低，其背后涉及认知逻辑、制度环境与行动策略的多重交织。本文旨在从现实出发，系统审视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中亲和力运用的基本形态、内在张力与优化方向，以期为提升群众工作实效提供学理参考。

一、亲和力的理论定位与基层治理功能

所谓亲和力，在群众工作语境下，并非指单向度的“态度友善”或“语言温和”，而是指基层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与群众互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情感贴近性、认知共情性与行动回应性的综合能力。这一概念根植于群众路线的历史传统之中，又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从功能视角看，亲和力在基层治理中至少承担三重角色：其一是信任构建功能，亲和力通过消弭干群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政策传达与执行提供情感基础；其二是信息获取功能，具有亲和力的沟通方式更易激发群众的表达意愿，使基层党组织得以掌握真实、细微的社情民意；其三是矛盾软化功能，面对基层社会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纠纷，亲和力能够降低对抗性，为协调化解创造缓冲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亲和力并非基层群众工作的全部，更不是目的本身。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资源”——只有当亲和力服务于群众利益的实现、服务于治理效能的提升，它才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换言之，亲和力是手段而非终点，是条件而非目标。对这一基本定位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实践中亲和力运用的方向与边界。

二、亲和力运用的现实形态：经验与成效

审视当前基层实践，亲和力的运用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在沟通方式上，越来越多的基层党组织工作者主动从“官话”转向“家常话”，从“会议式宣讲”转向“板凳上的谈心”，通过语言风格的转换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在服务载体上，“党建+网格”“党员联户”“民情夜访”等机制创新，将亲和力的生成场景从办公室延伸至田间地头、楼栋院落，使群众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知到组织的温度。在组织文化上，部分基层党组织通过“家访式”调研、“陪伴式”服务，建立起持续性的情感账户，从而在关键时刻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些实践所带来的成效是显著的。从宏观层面看，亲和力的提升有效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需要广泛群众参与的工作中，亲和力较高的社区或村庄往往展现出更强的组织韧性；从微观层面看，亲和力改善了干群关系的品质，降低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防御心理，使得许多“老大难”问题在情感疏通后迎刃而解。可以说，亲和力的有效运用，已成为新时代基层群众工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的重要助推器。

三、亲和力运用中的结构性困境与认知偏差

然而，在充分肯定亲和力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在现实中面临的深刻困境。首先是异化风险。部分基层单位将亲和力简化为“笑脸相迎”“红包慰问”等表层行为，忽视了亲和力的内核在于对群众利益的实质性关注与回应。这种形式化的亲和力不仅难以产生真正的治理效能，反而可能滋生“表演式治理”的倾向。其次是可持续性难题。亲和力的生成往往依赖于基层干部个体的沟通能力与付出意愿，而缺乏制度化的支撑和保障。一旦干部轮换或工作重心转移，已然建立的情感联结便可能断裂，甚至引发群众的“失落感”与“被辜负感”。再次是张力问题。在基层治理的实际场景中，亲和力有时会与执行力产生冲突——过于强调亲和可能导致“不敢碰硬”“怕得罪人”，从而削弱党组织的政治权威与行动效率。而一旦陷入“为了亲和而放弃原则”的误区，则可能从根本上损害群众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更为隐蔽的问题在于，亲和力的运用往往面临“对象选择”的不均衡。在实践中，亲和力的“投放”常常不自觉地偏向于所谓“积极配合型”群众，而那些因利益受损或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对抗情绪的群体，反而更易被排斥在亲和力的辐射范围之外。这便导致了一个悖论：亲和力本应成为弥合干群裂痕的工具，却在某些情境下加剧了治理资源的错配，使得最需要被“亲和”的群体反而被边缘化。

四、从“情感的善意”到“治理的理性”：亲和力运用的优化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超越对亲和力的朴素理解，将其纳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性重建。首先，必须确立亲和力的“制度化基础”。亲和力不能仅仅是个人魅力的产物，而应成为组织行为的标准配置。应当通过完善民情收集、问题响应、反馈评估等机制，使亲和力从“一时一事”的情感投入，转化为“常态长效”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可以探索建立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固定联系周期”、群众诉求的“限期响应与回溯评价”机制，让亲和力的产生有章可循、有迹可查。

其次，需要厘清亲和力与执行力的辩证关系。亲和力不是放弃原则，更不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换取好感。恰恰相反，真正的亲和力应当建立在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之上。群众所反感的，从来不是原则的坚持，而是原则执行中的“看人下菜碟”与“暗箱操作”。因此，基层工作者在展现亲和力的同时，必须守住法治底线与政策边界，做到“亲和而不失原则、温情而不失硬度”。

再次，要推动亲和力的“对象全覆盖”。基层党组织应主动将亲和力的触角延伸至“沉默的少数”和“边缘的群体”，尤其要关注那些长期处于利益表达末端的人群。这要求基层工作者具备更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更扎实的群众工作功底，善于在不同群体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而非仅仅停留于“锦上添花”。

最后，亲和力的提升离不开基层干部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心理支持。亲和力不是简单的“会说话”，而是一种融合了政策理解、社会心理、沟通技巧与情绪管理的复合能力。基层干部需要通过系统培训提升这些软技能，同时组织层面也要关注他们因长期的情感劳动而产生的情感耗竭问题，建立必要的心理关怀与支持体系。

结语

亲和力作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中的重要变量，其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运用中所蕴含的复杂性与张力尚需深入审视。亲和力既不是万能的“润滑剂”，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增进信任、凝聚人心、提升治理效能；运用失当，则可能滑向形式主义、损害公正、透支组织信誉。因此，对亲和力的现实审视，既是对既有的“情感治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更是对基层治理逻辑从“管控导向”向“服务与引领并重”转型的深层追问。唯有在制度的轨道上、在公正的基座上、在持续的投入中，亲和力才能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持久“软实力”，成为党群关系血肉相连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