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承载着政策落地、矛盾化解、民生服务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多重使命。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人口流动性增强，传统社区治理模式面临信任流失、参与不足、资源碎片化等结构性困境。劳模精神——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近年来通过系统性宣传与制度化嵌入，正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展现出独特的功能张力。本文旨在探讨劳模精神宣传如何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分析其在重塑公共精神、激活治理主体、优化协同机制等方面的价值逻辑，并尝试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一、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与社区治理的契合点
劳模精神以“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核心要义，其本质是劳动主体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价值的精神升华。在传统认知中，劳模精神更多被视为个人职业伦理的标杆。然而，在基层社区治理语境下，劳模精神的内涵需要被重新解读：它不仅是个人品质的彰显，更是一种能够被社区成员普遍认同、主动效仿、共同实践的公共文化资源。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协作与共治，而劳模精神所蕴含的奉献意识、担当精神、工匠品质与协商智慧，恰与社区治理所需的公共责任感、邻里互助感、事务参与感形成深层呼应。这种精神共鸣为劳模精神从个体层面走向社区集体行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二、劳模精神宣传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功能
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劳模精神宣传在社区治理中至少发挥着以下四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榜样示范的引领功能。社区治理的难点之一在于居民参与意识淡漠，“事不关己”心态普遍存在。劳模作为可视化的道德标杆，其事迹宣传能有效打破社区居民的认知惰性。当社区内或邻近社区的劳模事迹被反复传播，居民会在无形中建立“有人在做、我应该做”的社会参照系。这种示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通过情感认同与价值内化，逐步转化为居民参与社区公益、环境维护、邻里帮扶等事务的行动自觉。
第二，矛盾化解的润滑功能。社区纠纷往往源于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而劳模精神中的“甘于奉献”与“淡泊名利”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个体算计的协商伦理。在具体实践中，劳模或劳模精神宣传员常被邀请参与社区议事会、调解委员会，利用其公信力与人格魅力降低对立情绪。这种非正式的权威介入，比行政指令更能赢得居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有效减少治理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第三，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功能。现代社区常被称为“生人社会”，邻里疏离削弱了集体行动能力。劳模精神宣传通过举办事迹报告会、劳模进社区、劳模志愿服务队等载体，为居民创造了共同的叙事空间。当“劳模精神”成为社区文化标识，居民在参与相关活动时会产生“我们属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认同一旦形成，社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组织集体行动时将展现出更强的动员力与韧性。
第四，治理创新的驱动功能。劳模群体中不乏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其“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特质可直接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技术优化。例如，退休劳模利用专业特长帮助社区改造老旧设施、设计垃圾分类激励方案、开发社区数字化管理工具等。这种从精神引领到具体技能的溢出效应，使劳模精神宣传超越了单纯的道德教化，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
三、价值发挥的现实路径：从宣传到嵌入的机制设计
发挥劳模精神的治理价值，不能停留在口号式宣传或应景式活动层面。需要建立“精神资源—制度平台—参与实践”的转化机制：
（一）构建劳模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基层政府应主动将劳模群体纳入社区治理人才库，设立“劳模议事员”“劳模网格员”等兼职岗位，赋予其参与社区重大事项决策、矛盾调解、项目评议的正式身份。同时建立劳模志愿者注册、服务记录、激励回馈体系，避免“一次性亮相”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打造“劳模+社区”的品牌化项目。围绕劳模特长与社区痛点，设计可持续的治理项目。例如，由工匠型劳模领衔的“社区微更新工坊”，由医疗劳模牵头“健康驿站”，由教育劳模负责的“四点半课堂”等。这些项目不仅解决实际问题，更让居民在项目参与中直观感受劳模精神的内涵，形成“做中学”的传播效果。
（三）强化劳模精神的常态化传播矩阵。除传统海报、宣讲会外，应充分利用社区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居民群等新媒体，制作短小精悍的劳模故事短视频、动画图解。重点挖掘社区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微劳模”事迹（如长期坚持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义务维修公共设施的退休工人），让宣传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避免精英化、神秘化倾向。
（四）完善学校—社区联动的代际传递机制。劳模精神的持久生命力在于代际传承。可与辖区中小学合作，开展“劳模进课堂”“红领巾寻访劳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劳动价值，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参与社区治理。这既是精神教育，又是社区治理的公民启蒙。
四、面临的挑战与反思
尽管劳模精神在社区治理中潜力巨大，但当前实践仍存在若干瓶颈：一是劳模资源分布不均衡，老工业社区劳模集中但相关机制陈旧，新建商品房社区则普遍缺乏劳模参与纽带；二是宣传形式容易僵化，部分社区仍沿用“先进事迹展览—听报告—鼓掌”的旧套路，居民参与感不强；三是缺乏科学的评估指标，劳模精神对治理的贡献难以量化，导致政策支持时断时续。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进一步推动劳模精神由“宣传”向“治理”的过程转向，将劳模精神内嵌于社区议事规则、志愿服务公约、居民守则等制度文本中，使其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隐性基因。
结语
劳模精神不是悬置在道德高地的抽象符号，而是具有强大实践张力的治理资源。在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劳模精神宣传的功能早已超出“树典型、学先进”的初始范畴，转而成为撬动居民参与、凝聚价值共识、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支点。未来，应更加注重劳模精神与社区自治逻辑的深度融合，将其从外部的“榜样输入”转化为社区内生的“行动规范”，真正实现精神引领与治理改善的良性循环。唯有如此，劳模精神才能告别唱高调的虚浮，扎根于社区土壤，绽放出基层善治的持久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