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社区治理的道德维度

现代社区治理正经历从“管理”向“治理”的范式转换，其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公共精神的自觉生长。然而，在实践中，许多社区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框架和网格化管理体系，却依然面临居民参与度低、公共事务冷漠、邻里关系疏离等深层难题。这一现象揭示出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制度可以框定行为边界，却无法催生内在的责任感与归属感；技术可以提升管理效率，却难以培育信任与合作的文化土壤。道德教育作为价值引导与人格涵养的重要途径，正在社区治理的微观场域中显现出不可替代的功能。本文基于近年来的实地调研与案例观察，尝试对社区治理中道德教育的实践形态进行系统梳理，对其功能发挥的内在机制进行学理分析，并就如何突破当前瓶颈、提升其实效性展开探讨。

二、社区场域中道德教育的实践形态

在社区治理的具体情境中，道德教育并非以系统的课程讲授或理论灌输为主要形式，而是更多地嵌入日常生活、人际互动与公共活动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与情境性特征。从笔者对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十余个社区跟踪观察的结果来看，当前社区道德教育的实践形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榜样示范与典型引领。这是最为常见且见效较快的实践方式。社区通过评选“最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将具有示范意义的个体行为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借助表彰大会、宣传栏、业主微信群等渠道进行传播。榜样的力量在于其具象化和可模仿性，能够激发普通居民的见贤思齐之心。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评选过程流于形式或过度依赖行政推动，榜样可能沦为“道德盆景”，反而削弱其真实感染力。

第二，居民公约与行为引导。居民公约、楼道公约、文明养宠倡议等社区规范文本，本质上是一种成文的道德倡导。与法律法规不同，公约依赖于居民的自愿认同与相互监督。在不少社区，公约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集体道德教育——居民通过议事会、恳谈会等形式共同讨论、协商、表决，在程序参与中逐渐内化规则意识与公共责任感。公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动力来自社区内部的舆论场与面子机制，这恰恰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区中道德运作的朴素逻辑。

第三，邻里互助叙事与情感动员。在一些治理成效显著的社区，基层组织或社工机构会有意识地将居民之间的互助故事挖掘、整理并传播。例如，“楼下王阿姨常年照顾独居老人”“退休教师义务开办四点半课堂”等平凡善举，通过社区公众号、故事会、微电影等方式进入公众视野。这种叙事不是刻意的道德说教，而是以真实、温暖的人际细节唤起共同体成员的情感共鸣，进而潜移默化地重塑邻里关系的伦理底色。叙事的力量在于其“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性，它比抽象的道德宣教更容易触发个体的情感认同与行为模仿。

第四，公共仪式与礼仪培育。社区层面的节日庆典、集体生日会、升国旗仪式、成人礼等活动，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公共仪式通过固定的程序、符号和身体实践，在集体参与中传递尊老爱幼、睦邻友善、家国情怀等道德理念。礼仪培育则更直接地指向日常交往的规范性，如见面问好、公共场合不喧哗、垃圾分类投放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礼仪细节，实际上是社区公共文明最直观的表达，也是道德教育从理念走向行为的关键环节。

三、道德教育的功能发挥机制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审视，道德教育在社区治理中至少发挥着三重相互关联的机制性作用，这些作用共同构成了社区善治的道德基础。

其一，价值整合功能。现代城市社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居民来源的异质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的个体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共同生活，若缺乏基本的价值共识，公共事务将难以有效推进。道德教育通过倡导包容、互助、诚信、责任等核心价值，为多元群体搭建最低限度的共享意义系统。这种整合并非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建立“重叠共识”，使得居民在面对垃圾分类、停车管理、公共空间使用等具体事务时，能够超越个人偏好而诉诸公共理由。价值整合的功能在于为制度运行提供正当性基础，降低治理的协调成本。

其二，行为规约功能。法律对行为的约束具有事后性与强制性，而道德教育所促成的行为规约则具有事前性与自觉性。一个经过良好道德濡化的社区成员，会在做出行为之前进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怎样”的道德推演，从而自发地约束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冲动。这种自我规约比外部监督更为稳定且持久。在调研中可以看到，那些道德教育开展得较为扎实的社区，楼道堆物、噪音扰民、毁绿种菜等常见矛盾明显少于其他社区。道德教育将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律令”，使居民从被动的制度服从者转变为主动的秩序维护者。

其三，情感凝聚功能。社区治理的深层困境往往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情感疏离。道德教育中的互助叙事、集体仪式、邻里互动等实践，能够有效地培育社区归属感与情感纽带。当居民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体验到被关心、被尊重、被需要时，社区便从纯粹的居住空间转化为有温度的“生活共同体”。情感凝聚不仅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更在关键时刻转化为实际的协作行动。在突发公共事件或社区公共危机中，具有较强情感凝聚力的社区往往能够更迅速地组织起志愿力量与互助网络，展现出显著的治理韧性。

四、实践中的局限与反思

尽管道德教育的功能不容忽视，但在当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其效能的发挥仍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首先，形式化倾向较为突出。一些社区将道德教育等同于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满足于“看得见”的痕迹管理，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所需的情感浸润与行为转化。这种“表面化”操作既消耗了基层资源，也容易引发居民的审美疲劳与心理抵触。其次，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存在“悬浮”现象，即脱离社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经验与真实需求。例如，在一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大量导入数字化、网络化的道德传播手段，反而将目标群体排斥在外；而在年轻租户占比较高的社区，沿用传统的评优表彰模式，则难以激起回应。最后，代际断裂与流动性增加对道德传承构成了深层挑战。传统社区的道德教化往往依赖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和邻里间的长期互动，而现代城市社区的高流动性、陌生人社会特征以及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使这种自然传承渠道被严重削弱。

五、优化路径：制度化、场景化与主体性激活

针对上述困境，本文提出三条相互支撑的优化路径。第一，推动道德教育的制度化嵌入。道德教育不应是游离于社区治理体系之外的“点缀”，而应成为社区规划、物业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等各个环节的内在考量。例如，在社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中预留道德展示与互动区域；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纳入文明倡导与居民公约条款；在社区议事规则中设置“道德论证”环节，引导居民从公共善的角度讨论具体事务。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将道德教育从偶然性的活动转化为持续性的机制。

第二，强化道德教育的场景化营造。抽象说教远不如具体情境中的人物和故事具有感染力。社区应着力打造“道德场景”，如设立“好人角”“诚信驿站”“邻里共享书架”等微型空间，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接触道德符号与善行信息。同时，利用社区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工具，将道德叙事融入居民的信息接收习惯之中。场景化营造的要义在于降低道德教育的“教育感”，增强其自然渗透性。

第三，激活居民的主体性参与。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道德判断力和行动力的自治主体，而非被动接受指令的“道德容器”。因此，应鼓励居民在社区事务中主动承担道德责任，例如参与垃圾分类督导、独居老人结对帮扶、社区环境美化等志愿服务项目。在参与过程中，居民不仅是受教育者，更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与道德风气的塑造者。当居民从“他们让我做”转变为“我们应该做”，道德教育才真正完成了从外部灌输到内部生长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