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路径，在航运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通过引入多元资本、优化股权结构，国有航运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与经营活力。然而，改革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悖论逐渐显现：在强调“去行政化”与“市场导向”的同时，部分企业党的组织作用出现边缘化、形式化倾向。航运业具有高度国际化、员工分布离散、资产流动性强等特征，混改后的治理结构更加复杂，党组织如何从“政治核心”向“治理内嵌”有效转型，正成为制约改革深化的关键瓶颈。本文拟从组织行为与制度嵌入的视角，系统梳理国有航运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多维问题表征，以期为优化治理机制提供参照。

二、决策参与的结构性悬浮

在混改后的法人治理框架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权责边界被重新界定。然而，多数国有航运企业在制定章程时，对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事项的程序设计过于笼统，未能明确界定“重大事项”的具体范围与触发条件。这一模糊性在实际运行中导致两种极端：其一，部分企业将前置程序简化为“签报流程”，党组织会议沦为形式性的签字背书；其二，另一些企业则因担心干预经营决策，主动收缩参与范围，避开投资并购、航线调整、大宗采购等核心议题。以某央企航运集团旗下混改子公司为例，其董事会决策的12次境外船舶收购案中，仅有2次经过了党委会前置研究，且审议意见均为“原则同意”式空泛表态，缺乏对市场风险、合规隐忧的专业研判。这种“参与但不影响、讨论但不决断”的悬浮状态，使得党组织在战略层面的治理嵌入流于表面，未能真正形成与董事会的议行协同。

三、监督职能的路径依赖与能力匮乏

混改打破了原有的内部人控制格局，非公有资本股东对财务透明与合规风控提出更高要求。理论上，党组织具备政治监督与纪律约束的独特优势，应当成为维护混改后企业廉洁生态的关键力量。但实践中，党内的监督体系仍沿袭传统国企的管控惯性：纪检组织主要依托集团党委垂直管理，对混改子企业的日常监督多依赖定期巡视与举报线索，缺乏嵌入业务一线的实时监控手段。航运企业业务链条长，境外代理、船舶租赁、燃油采购等环节极易产生合规漏洞，而党组织在这些领域的监督往往力不从心。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党委书记由大股东委派，同时兼任副董事长或副总经理，在业绩考核与薪酬激励与经营指标高度挂钩的背景下，其“监督者”与“经营者”的角色冲突加剧，导致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上升。某省属航运混改企业曾曝出虚报航次成本套取资金案，事后调查发现，党委纪检委员对异常财务数据的质疑被经理层以“商业机密”为由驳回，暴露出监督权限边界的制度真空。

四、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机制断裂

“围绕经营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营”是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混改航运企业中，这一融合往往面临机制层面的断裂。首先，考核评价体系相互割裂。党建考核由上级党委按百分制打分，经营考核则由董事会依据利润、资产回报率等指标执行，两者各自为政，缺乏转化衔接。结果导向下，下属船舶党支部趋于“以台账换分数”，将党建简化为会议记录、学习笔记、活动照片的“痕迹管理”，而对船员思想动态、安全生产、成本控制等实际问题的回应却明显不足。其次，跨国经营情境削弱了组织覆盖的有效性。航运企业船员随船流动，长期离岸，传统固定支部建制难以适应“一船一支部”的轮换节奏。部分混改企业尝试引入“虚拟党支部”或“联合党小组”，但因经费、考核权限不明确，活动开展往往流于微信打卡或远程视频学习，组织生活缺乏现场感与凝聚力。这种“船在海中、人在网上”的党建新常态，使得企业的文化整合与价值引领功能严重弱化。

五、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身份认同困境

混合所有制改革造就了多元雇员的混合场域，不同产权背景的员工薪酬体系、职业晋升路径差异显著。在中远海特旗下的某合资航运公司调查中发现，同等岗位的党员员工与非党员员工在底薪、绩效系数上并无差别，但非公有股东引入的“岗位竞聘”机制强调短期的航线盈利贡献，而党员员工往往还需要承担党务工作、参与组织活动，这部分投入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中不被认可。这种“双线压力”导致部分青年党员主动选择“隐身”，不愿在公开场合亮明身份，以免被贴上“额外负担”的标签。更为深层的问题是，航运企业的海上作业具有高风险、高强度特征，船员的归属感本已薄弱。当混改后企业的文化重塑未能有机融入红色基因，党小组活动与船员的职业发展、权益保障之间缺乏有效挂钩，党员的身份便从“荣誉标签”退化为一纸登记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的表率作用，在缺乏制度性支撑的情况下，逐渐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道德号召。

六、动态调适的路径初探

上述问题表征并非不可克服的制度弊端，而更多指向改革过程中组织适配的滞后性。部分先行企业已开始探索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是细化前置清单，参照《公司法》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依据航运业务特点梳理出投资、并购、重大资产处置、境外合规等十余类须经党委前置审议的具体事项，并建立否决事项的复议机制，避免“一否了之”的权力滥用。二是创新监督嵌入方式，引入“党建+风控”联席会议制度，将纪检监督融入内部审计和合规管理流程，利用航运数据平台对异常交易实现在线预警。三是重构党员评价体系，将党务工作折算为学分或工时，纳入年度绩效与岗位晋升的参考维度，以此消解“党建是额外负担”的认知偏差。四是推行船舶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明确远洋船舶党务工作经费由企业专项列支，并通过“岸基轮值书记”制度实现跨船队的组织联结。

七、结语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简单的股权稀释，而是一场涉及权力重新配置、身份认同重组与文化价值再造的深刻变革。国有航运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弱化，表面上是制度设计粗糙、执行力不足的产物，深层则反映了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与全球化、资本化、数智化治理潮流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唯有超越“坚持就够”的简单话语，转向机制共建、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深度嵌入，才能让党组织在混改航运企业中找到不可替代的治理坐标。这既是对改革初心的回归，更是对国企核心竞争力的再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