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正经历从“管理”向“治理”的深层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基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政策落地的精准度。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在基层的结构优势、组织资源与群众基础长期存在，但在既往治理实践中常被置于边缘或被动响应位置。当前，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成为破解基层困境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工会的建设维度，探索如何以工会组织为“枢纽”，将其从职能部门的外围辅助角色，转化为基层治理网络中主动、关键且具有内生驱动力的协同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一、基层治理协同困境中的“工会缺位”与“工会潜力”

审视当前基层治理实践，协同不足的症结多集中在资源整合不力、利益协调失衡与公共参与碎片化三个方面。社区、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乃至行政网格之间，往往因缺乏一个兼具代表性、群众性与制度化特征的中间组织，而陷入“各自为政”或“行政指令”的单一循环。工会在此间长期扮演“福利发放者”或“文体活动组织者”的角色，其深层的利益调节、权益维护与秩序生成功能未能充分释放。

然而，工会恰恰具备填补这一协同真空的潜力。其一，工会的组织网络覆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部分“两新”组织，具有打通体制内外壁垒的天然通道。其二，工会以维护劳动者权益为核心职能，在涉及劳资矛盾、社区就业、职业培训、困难帮扶等基层高频议题上，拥有直接介入的专业性与合法性。其三，工会的会员制结构提供了稳定的参与群体与话语通道，有助于将个体化的诉求转化为可协商、可处理的集体议题。因此，从“工会建设”切入，旨在激活这些潜在的组织资源，使其从治理协同的“缺席者”转变为“黏合剂”。

二、结构嵌入与功能再造：工会建设赋能治理协同的逻辑起点

实现工会对基层治理的强化，并非简单增加其在社区活动中的“出镜率”，而需要从结构性与功能性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再造。

在结构层面，关键在于“嵌入”。传统工会遵循单位制逻辑运行，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和新就业形态的涌现，大量劳动者游离于既有工会组织之外。工会建设的第一要务，是推动组织覆盖从“单位”向“社区”与“行业”延伸。具体而言，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吸纳小微企业职工、快递员、网约工、家政服务人员等群体入会。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通过会员身份的确立，将这些分散的个体纳入基层信息网络、服务网络与议事网络之中，使其成为可被组织、可表达诉求的治理主体。

在功能层面，核心在于“贯通”。工会不应仅停留在提供福利的层面，而应主动承担起治理协同中的“信息沟通者”“矛盾缓冲区”与“资源链接器”角色。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整治群租房、社区环境改造等常见矛盾高发领域，工会可以依托其劳资协调经验，介入居民与产权方、用工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再如，工会可与街道、社区共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将个案调解与社区和谐稳定结合起来，实现劳资矛盾在基层的“软着陆”。这种功能再造，使工会从“局外人”变为共同治理网络中不可替代的节点。

三、协同机制的构建：信息、资源与行动的联动深化

工会建设强化基层治理协同的落地，依赖于一系列具体且可操作的联动机制。

第一，建立信息共享与预警联动机制。利用工会会员管理系统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的数据接口，实现常住人口中劳动者就业状态、社保缴纳、技能特点、困难情况等信息的动态更新。当网格员发现某区域存在大规模劳务纠纷苗头或失业预警时，工会组织应同步介入，开展法律咨询或就业帮扶，将社会治理防线前移。这种机制避免了信息在部门间的“孤岛化”存储，提升了治理回应的精准度。

第二，构建资源协同与服务供给机制。工会拥有企业联系广泛、公益基金、职工志愿者队伍等独特资源。在基层治理中，可探索“工会+社会组织”的项目合作模式，将工会的场地、资金优势与社会组织的专业社工、项目策划能力结合，打造如“职工亲子驿站”“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等服务平台。这不仅丰富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也增强了工会会员对基层治理的实际获得感，从而提升其对社区事务的正向参与意愿。

第三，完善参与与议事协同机制。在社区议事会、居民代表大会等平台中，应当保障工会代表（尤其是涉及本社区内大量从业者的行业工会代表）的固定席位。在涉及集体合同履行、劳动环境改善、职业安全培训等议题时，工会代表拥有启动专题协商的动议权。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参与，将劳资领域的集体协商精神与方法引入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塑造一种基于规则和利益的理性对话文化，这本身就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内核。

四、制度保障与能力建设：确保协同的可持续性

工会协同效能的持续发挥，离不开外在的制度支持与内在的能力提升。

制度层面，首先应明确工会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法定职责与参与权。建议在地方性法规或社区治理指导意见中，将工会列为基层治理的“法定协同主体”，并明确其在职工权益保护类公共决策中的前置征求意见程序。其次，应建立财政支持机制，对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所需的专项经费、项目补贴给予制度性保障，避免其因经费不足而流于形式。最后，需建立评价激励机制，将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如调解成功率、志愿服务时长、服务对象满意度）纳入工会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正向驱动。

能力建设方面，关键在于工会干部的“再培养”。现有工会工作者多为行政转岗或兼职，面对社区治理中复杂的邻里矛盾、跨部门协调和精细化服务需求，往往存在本领恐慌。因此，应将基层治理能力纳入工会干部培训的核心课程，重点提升其沟通协调、法律应用、项目策划和矛盾调处能力。同时，可探索引入社工人才兼任工会副主席或干事，通过专业人才补充，打破工会与社区工作之间的能力壁垒。只有工会自身具备专业的协同能力，其在基层治理网络中的枢纽作用才不会是空谈。

结语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对社会各组成部分进行深度连接与有机整合的过程。工会建设在此进程中的价值重塑，不仅关乎工会自身的改革与活力，更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的稳固性与回应性。通过从结构嵌入到功能再造，从机制联动到制度能力保障，工会完全可以走出传统的“单位围墙”，在社区、在行业、在新就业形态的广阔空间中找到新的作用点。未来的基层治理图景中，一个强大的、协同的、面向劳动者的工会，将是建设有序、充满活力且富有韧性的社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唯其如此，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才能找到真正可靠的制度支点与组织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