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而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血脉与价值基因，是浸润心灵、塑造品格的深层力量。进入新时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已成为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中，仍存在效能挖掘不深、转化路径单一、系统耦合不足等问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文化育人的内在机理与效能体现，诊断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系统化的优化思路，以期为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一、文化育人的多维效能体现

文化育人之“育”，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文化符号、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的隐性渗透，实现受教育者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深层转变。其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文化认同的建构效能：筑牢共同体意识

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石。思政教育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经典（如“仁爱”“诚信”“和合”思想）、革命文化精神（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如脱贫攻坚精神、航天精神）的系统讲授与情境体验，能够唤醒并强化学生的文化自觉。这种认同不仅体现为对本国历史与习俗的了解，更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当学生从文化中体认到“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时，其国家认同与制度自信便有了坚实的心理根基，从而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

（二）价值观念的内化效能：涵养核心素养

文化的深层内核是价值观。思政教育中的文化育人，并非将价值观作为孤立教条传授，而是将其融入具体的人物故事、文艺作品与节日仪式之中。例如，在讲授“家国情怀”时，借助古代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以及当代科学家“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奉献，使抽象的爱国观具象为可感、可学的行为范式。这种由文化“浸润”而成的价值认同，远比外部规训更为持久与深刻，有助于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稳定的道德人格与行为准则，实现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三）实践行为的导引效能：提升综合素养

文化育人最终要指向行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思想、革命文化中“艰苦奋斗”的作风，为思政实践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通过设计文化研学、非遗传承实践、红色基地实地走访等活动，学生得以在真实文化情境中锻炼社会观察、团队协作与问题解决能力。这种“做中学”的育人模式，使文化精神不仅停留于纸面，更能转化为应对现实挑战的精神动力与方法论，有效实现了思政教育“知情意行”的统一。

二、现实困境：文化育人效能的“稀释”与“断裂”

尽管文化育人的理论价值已获得普遍认可，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种种现实障碍导致其效能未能充分释放。

（一）浅表化困境：符号消费与内涵脱节

部分思政教育实践中，对文化元素的运用存在“浅尝辄止”的倾向。譬如，一味强调汉服展演、经典诵读等外在形式，却未能深入阐释其背后的礼乐精神与道德规范；只注重使用红色标语、文创产品等符号，却缺乏对革命史实与精神实质的深度剖析。这种“文化嫁接”忽略了文化深层的价值逻辑，导致学生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抵触心理，使文化育人在形式上热闹、在效果上空泛。

（二）碎片化困境：资源整合与系统衔接不足

当前文化育人资源往往散落在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与不同活动之中，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逻辑衔接。例如，语文课讲古典诗词、历史课讲革命事件、思政课讲理论原则，三者相对独立，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加之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显性课程与隐性环境之间关联薄弱，学生在不同场景中接收到的文化信息相互割裂，难以在头脑中建构完整的意义图谱，最终导致育人效果的“内耗”。

（三）时代疏离困境：传统话语与现代语境的割裂

部分传统及革命文化话语体系与当代青年学生的生活经验、接受偏好存在明显距离。宏大叙事与陈旧案例难以引发“00后”群体的情感共鸣，说教色彩浓厚而对话性不足。当文化内容无法与学生的现实关切（如职业规划、人际焦虑、社会公平等）建立有效链接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些内容视为与自身无关的“僵化知识”，从而采取消极应付甚至逃避的态度。这种“代际隔阂”直接制约了文化信息从传播到接收的效率。

三、优化思路：系统重构与模式创新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理念、内容、方法及生态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实现文化育人的“破圈”与“升级”。

（一）理念更新：从“植入”走向“融合”

育人者需转变认知，明确文化育人不是对思政内容的简单“装饰”，而是构成思政教育有机生命的“血液”。应将文化贯穿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建设的全过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与认知规律，通过对话、探究与建构的方式，引导学生在理解文化精髓的过程中自主生成价值判断。教师应扮演“文化转化者”而非“文化搬运工”的角色，善于将深邃的文化哲思转化为贴近学生生活的现代叙事。

（二）内容活化：深化经典阐释与时代链接

一方面，要深耕经典，对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挖掘其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智慧（如诚信、敬业、友善等），并赋予其符合现代语境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要将文化育人与时代热点、民生实事紧密结合。例如，在分析社会法治案例时引入“法不阿贵”的传统法治思想；在讨论科技伦理时引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通过这种古今对话，帮助学生理解文化并非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董”，而是可随时指导人生的“活水”。

（三）模式创新：构建“沉浸式”与“数字+”育人场景

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打造多维互动的文化体验空间。利用VR/AR技术复原历史场景（如“重走长征路”虚拟体验），让学生在沉浸式、高交互的情境中感受历史温度，生成情感记忆。同时，开发高质量的文化思政数字资源库，如文化微纪录片、互动H5、主题AI作品等，利用学生习惯的社交媒体（B站、抖音、校园App）进行精准推送与讨论引导。这种“数字+文化”的模式，既能解决传统思政课堂时空受限的问题，也有助于弥合代际话语鸿沟。

（四）生态构建：推进“校-社-家”协同联动

文化育人不限于校园围墙之内，更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支撑。学校应主动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建立与博物馆、纪念馆、非遗传承基地、基层社区等机构的深度合作机制，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同时，重视家校协同，鼓励家庭分享优良家风，将孝亲、明礼、勤俭等文化基因融入日常。通过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网络，形成“处处有文化、时时可育人”的良性生态，使文化育人的效能持续辐射至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终身发展。

结语

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深厚土壤，也是思政教育中最具温度与感染力的力量。提升思政教育中文化育人的效能，绝非简单的技术修补，而是一场涉及教育理念、课程设计、文化阐释与环境建构的系统性变革。唯有深度挖掘文化的精神内核，主动对接时代需求与青年心理，灵活运用创新手段，方能让文化真正成为思政教育“铸魂育人”的核心引擎。在赓续文化血脉、传承文化基因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培育个体健全的人格，更是在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