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被赋予了新的高度——它不再局限于传统技艺的精益求精,更延伸至爱岗敬业、创新求实、专注执着等职业品格与价值取向。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两者的育人目标在深层逻辑上高度一致,但在实际教学与实践中,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教育往往各自为政,协同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如何破解“两张皮”困境,构建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体系,已成为当前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领域亟需回应的关键议题。本文立足现实,从内在契合、现实瓶颈与优化路径三个层面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新时代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一、新时代工匠精神与思政教育的内在契合与协同逻辑
从价值目标看,工匠精神所倡导的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品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思政教育通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其提供精神底色;而工匠精神则在这一底色上进一步画出职业行为的具象轮廓,二者共同指向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人才。从内容构成看,工匠精神中的“爱岗敬业”与思政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高度重叠,“追求卓越”与创新精神的培育互为表里,“淡泊名利”与奉献精神的塑造同源同流。从教育方式看,工匠精神的养成离不开反复实践、躬行体悟,这与思政教育强调的“知行合一”具有方法论的亲缘性。因此,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教育并非简单嫁接,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内核的生态式融合。一个理想的协同机制,应当使学生在技术习得过程中自然浸润职业伦理,在价值认同中自觉提升专业追求,从而达成“技能”与“精神”的双重增殖。
二、当前协同培育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深层成因
尽管协同育人的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可,但在落地过程中仍存在多重障碍。首先,课程体系层面表现为“硬嵌入”与“软分离”。部分院校将工匠精神内容简单叠加到思政课章节中,或仅在专业课中偶尔提及职业操守,缺乏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导致学生感知碎片化,难以形成稳定持久的价值内化。其次,师资合力不足。思政课教师往往对产业前沿、专业技艺缺乏直观体验,难以将抽象的价值理念与具体的工匠实践建立生动关联;而专业课教师虽精于技术,却可能缺乏将工匠精神上升为思政教育元素的自觉意识与方法储备。再次,评价机制单一。现行教育评价过度侧重可量化的技能等级与考试分数,对敬业态度、专注品质、创新意识等人格维度的关注流于形式,造成“重技轻德”的隐性导向。最后,产教融合的深度不足使协同育人的实践场域受限。学生顶岗实习期间更多关注技能熟练度,企业导师也缺乏对学生精神层面进行引领的明确责任与激励,工匠精神的“在场感”被弱化。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尚未建立起跨部门、跨课程、跨场域的协同治理框架,导致理念达成共识,行动却陷于分散。
三、优化协同路径的核心维度与实践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优化新时代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路径,需从课程重构、师资共建、实践融合与文化浸润四个维度协同发力。
在课程体系层面,应摒弃“加法思维”,转向“融合思维”。一方面,在思政课程中增设“中国工匠历史与当代案例”专题,将大国工匠的奋斗故事、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转化为鲜活讲稿,使思政课具有“职业味”;另一方面,在专业课教学中有机渗透思政要素,例如在机械加工课程中强调“毫厘之间的责任”,在程序设计课程中融入“代码即人品”的诚信理念。可借鉴“课程思政”的已有经验,制定工匠精神融入各专业课程的指引清单,明确每个教学环节的素养目标。同时,开发跨学科的“工匠精神与职业伦理”模块化通识课程,供全校学生选修,从而在知识层面建立系统认知。
在师资共建层面,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思政教师+专业教师+企业师傅”的协同教学团队。建立常态化的联合备课机制,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共同打磨案例,将抽象的价值说理转化为具象的技术伦理讨论。鼓励思政教师深入实训基地、企业车间开展调研,增强对技术场景的感知;同时鼓励专业教师参加思政素养培训,提升其价值教育的自觉性。此外,聘请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技术能手担任“工匠导师”,参与课堂教学、实训指导与职业引导,通过“身边榜样”实现言传身教。
在实践融合层面,依托产教融合平台,构建“校-企-社”一体化的实践育人网络。将工匠精神培育纳入实习实训的全过程管理,要求学生撰写“工匠日志”,记录在操作过程中的专注体验、问题解决中的坚持感悟、团队协作中的责任担当。在顶岗实习中增设“职业精神观察”任务,引导学生关注师傅身上体现的敬业与创新精神。同时,设立“工匠精神实践学分”,将劳动态度、安全规范、0缺陷意识等纳入考核指标,与企业导师评价、自评互评相结合,使隐性精神显性化、可测量。
在文化浸润层面,营造“处处可感、时时浸润”的校园文化生态。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凸显工匠元素,如设立大师工作室、工匠展览馆、技能大赛荣誉墙,让“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标语不再是口号,而成为学生日常的视觉参照。组织开展“匠心故事会”“劳动模范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的人物叙事。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制作工匠精神主题微视频、H5互动作品,鼓励学生用青年话语表达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增强参与感与代入感。
四、制度保障与动态评估机制的构建
协同育人的长效运行离不开制度护航。首先,应在学校层面成立由分管校领导牵头、教务处、学工处、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各专业院系共同参与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课程设计、师资调配、资源保障等事宜,避免部门间的推诿与碎片化。其次,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工匠精神培育目标细化分解到各学年、各模块,并设定可观测、可评价的素养指标,如“在实训中产品一次合格率达到95%以上”“主动记录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反思”等。再次,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将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教师评价、企业评价以及用人单位的反馈纳入整体素养画像,定期形成“工匠精神发展报告”,作为评优评奖、推荐就业的参考依据。最后,建立持续改进的闭环机制,每学年由工作委员会组织协同效果评估,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档案分析等方式诊断问题,及时调整课程内容与实施策略,确保协同育人始终与产业需求、学生成长同频共振。
结语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培育绝非单纯的技能训练,而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职业伦理教育。思政教育恰恰为这场教育提供了价值方向与精神动力。只有破除二元分立的旧观念,在课程、师资、实践与文化诸领域搭建起深层协同的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匠心”与“红心”的同向同行。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从“并行”走向“融合”,这是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必然选择,也是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答卷。未来,随着产教融合的持续深化与教育评价改革的全面推进,工匠精神培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与实践可能,值得学界与一线教育者持续深耕、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