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自我教育何以成为党员教育的关键支点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学生党员的教育工作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然而，传统以党课讲座、文件学习、会议传达为主的教育模式，在信息碎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暴露出吸引力不足、针对性不够、持续性不强等短板。学生党员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既是教育对象，也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如何激活其内在成长动力，使其从“被动受教”转向“主动修炼”，已成为提升党员教育质量的核心议题。

自我教育并非脱离外部支持的孤立过程，而是需要特定的载体与环境作为支撑。近年来，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作为两种具有内生性、互动性特征的教育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生党建实践中。前者强调同伴之间的知识共享、情感支持与行为督促，后者则注重优秀个体的示范感召与价值引领。两者看似路径有别，实则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通过构建积极的人际关系场域，促进党员主体性的觉醒与持续生长。本文试图基于实践观察，呈现这两条路径的具体运作方式，并尝试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机制与可能的改进方向。

一、朋辈互助：从“我”到“我们”的教育转向

朋辈互助在高校党员自我教育中的运用，并非简单的学习小组叠加，而是一种基于平等关系与共同目标的知识生产与价值共建过程。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相当数量的基层学生党支部已经建立起常态化的朋辈互助机制，其形式涵盖理论学习研讨组、时事政策分享会、党课自主备课与讲授、学业与生活帮扶“结对子”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党员之间不再只是听与讲、教与学的关系，而是互为资源、互为镜鉴。

以某“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生党支部为例，该支部推行了“轮值主讲-集体评议”的理论学习制度。每周由一名党员自主选择与党的理论或时政热点相关的主题，在查阅文献、独立思考后面向支部成员进行30分钟的主讲，随后进入集体讨论与互评环节。在此过程中，主讲者需要完成深度的自主学习与输出，而聆听者则在提问与辩论中修正与拓展认知。有党员在访谈中表示：“以前听讲座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轮到自己讲的时候，才发现真正理解一个概念需要那么多准备和反思。”这种“以教促学”的模式，将学习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有效避免了集中学习中的“雨过地皮湿”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朋辈互助在情感激励与日常行为监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多个支部建立了“成长打卡群”或“微习惯互助小组”，党员在其中分享每日的理论学习进度、志愿服务参与情况、读书心得等。彼此之间的点赞、建议和提醒，构成了一种柔性而持久的约束力。一位受访的学生党员坦言：“有时候想偷懒，但看到群里大家都在坚持，自己就不好意思停下来。”这种非制度化的同伴压力，远比强制的考核更能促成习惯的养成与价值观的内化。

然而，实践中也暴露出朋辈互助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部分互助活动停留于表面形式，如“为了拍照打卡而开会”“为了完成任务而凑数”；讨论中缺乏真正的思想交锋，往往呈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浅层共识；少数成员活跃度极低，互助演变为少数人的“独角戏”。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明确的主题设计、过程引导与反馈闭环。朋辈互助若要发挥实质作用，必须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完成任务”走向“解决问题”。

二、榜样引领：从“看齐”到“内化”的价值传递

榜样引领历来是党员教育的重要方法，但在高校学生党员自我教育语境下，其内涵与实践形式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榜样宣传往往强调“高大全”的形象塑造，虽能引发一时的敬仰，却难以转化为可模仿、可践行的行为指引。近年来，一批高校探索出更接地气、更具穿透力的榜样引领路径，其核心在于拉近榜样与学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榜样从“神坛”走进“日常”。

调研中观察到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某高校在院系层面建立了“党员先锋指数”纪实评价体系，将党员在理论学习、志愿服务、学业帮扶、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进行量化记录与定期展示。那些在平凡小事中坚持践行党员标准的普通学生，成为被看见、被认可的“微榜样”。这种“人人可学、事事可为”的榜样设定，极大地降低了模仿的门槛。一位大二学生党员说：“以前觉得榜样是遥不可及的英雄，但现在看到身边学长因为坚持给同学做考前辅导而受到表彰，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试着去做。”

此外，“老带新”的传承机制在榜样引领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多个支部设立了“党员导师”或“成长引路人”制度，由高年级的优秀党员与低年级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结对，进行为期一学期至一学年的跟踪指导。这种指导不仅包括理论学习的答疑解惑，也涉及大学生活适应、专业发展建议、入党动机澄清等更宽泛的领域。通过持续的、一对一的互动，榜样的理念、态度与行为模式得以在关系情境中自然传递。在此过程中，榜样本身也在不断反思与成长——不少担任“导师”的学生党员表示，为了给学弟学妹做出表率，自己不得不在各方面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由此可见，榜样引领并非单向的输出，而是一种双向的激励与提升。

但榜样引领在实践中也面临挑战。首先是“审美疲劳”问题：若榜样事迹的挖掘与呈现缺乏新意，反复宣传同几个人或同一类事迹，容易导致受众的麻木与疏离。其次是“榜样包袱”：被选为榜样的学生有时会感到巨大的压力，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困惑与不足，导致形象失真。最后是“可操作性不足”：部分榜样事迹过于强调牺牲与奉献，忽略了普通党员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能做出的具体改变。有效开展榜样引领，必须处理好崇高性与可及性的平衡，让榜样可敬、可亲、可学。

三、协同与互嵌：两种机制的合力如何形成

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并非彼此割裂的两条路径，在实践中，二者常常交织互嵌，形成合力。一个好的朋辈互助小组，内部自然会产生公认的“意见领袖”或“行动标杆”，这些成员在无形中充当着榜样角色；而榜样的公开表彰与事迹传播，又能够激发更多党员参与互助活动的热情，营造“比学赶帮超”的组织氛围。这种互相强化、彼此滋养的关系，正是基层党组织活力的重要来源。

从教育学的视角审视，两种机制本质上都指向“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教育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多向互动中的共同成长。朋辈互助侧重于“水平的互动”，强调平等交流与资源互惠；榜样引领则带有一定的“纵向引领”色彩，但在互动的深度与持续性上，又与传统权威主义教育方式有本质区别。二者结合，恰好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自我教育生态系统：既有同伴间的平等切磋与日常督促，也有先进个体的行为示范与价值引航。

然而，要使两种机制真正协同发力，离不开有效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引导。调研发现，那些运行成效突出的支部，普遍具有以下共同点：第一，支部负责人（指导教师或支部书记）能够识别不同类型党员的特点与需求，进行差异化的角色分配——有人更适合做学习组内的“带动者”，有人更适合作为事迹层面的“示范者”；第二，建立了定期反馈与迭代机制，通过问卷、座谈等方式收集党员对互助活动和榜样宣传的感受与建议，并及时调整；第三，注重组织文化的浸润，通过仪式感强烈的入党宣誓、表彰大会、事迹分享会等活动，增强党员对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提供深厚的情感土壤。

四、反思与展望：让自我教育真正“自”主起来

在充分肯定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我教育的本质在于“主体性”的觉醒与持守。无论是朋辈还是榜样，都只是外部条件与辅助力量，最终能否转化为内在成长，取决于党员个体的自觉性与反思能力。实践中，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将朋辈互助等同于“组织安排的任务”，将榜样引领简化成“学习先进人物的材料”，结果仍然是“受教育”而非“自我教育”。

避免这一倾向的关键，在于始终将选择权与主动权交还给党员本人。例如，互助小组的主题、形式与频次可以由参与者共同商定，而非由上级统一指令；榜样的认定与宣传，可以更多地听取普通党员的真实评价，而非仅依据组织的单方面评定。与此相应，党员教育的评价机制也应做出调整——从重视“参与次数”“学习时长”等外显指标，转向关注“认知变化”“行为改进”“价值认同”等深层成效，从而为自我教育留出真正的生长空间。

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为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可能。线上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年级、跨专业的党员互动；数据分析能够帮助识别互助网络中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成员，及时给予关注与支持；虚拟现实等沉浸式技术，则有可能创造出更具感染力的榜样情境。但技术终究只是工具，自我教育的核心始终是“人”的唤醒与成长。只有回归人的真实需求与交往本质，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才能真正成为学生党员自我教育的坚实支点。

结语

高校学生党员的自我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深耕的系统工程。朋辈互助与榜样引领作为其中两条重要的实践路径，以关系的构建与价值的传递为核心，弥补了传统教育模式中主体性不足的缺憾。本文基于实践观察，梳理了这两种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成效与问题，并尝试提出优化建议。应当看到，不同高校、不同支部的具体条件差异显著，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真正有效的自我教育，必然是扎根于特定组织生态、回应具体党员需求、不断调适与创新的过程。期待未来的研究与实践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探索出更多富有生命力的党员自我教育范式。

（责任编辑：本文基于2023—2024年对六所高校基层学生党支部的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资料撰写，已作脱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