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突破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比持续攀升。区别于传统工厂制下的稳定雇佣关系，这一群体呈现出原子化、高流动性、去组织化等显著特征。零工化与碎片化的劳动模式，使他们在面对平台算法、社会保障缺失及职业风险时，往往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在此背景下，组织凝聚力的建构不再仅是传统工会或企业内部的治理议题，而成为关乎新就业群体生存质量、行业秩序乃至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探讨其组织凝聚力形成的功能作用与价值发挥，对于理解数字劳动时代的社会整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组织凝聚力形成的逻辑起点与多重机制

组织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认同并愿意为集体目标协作的心理力量与结构联结。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其凝聚力的形成并非自然发生，而是多种机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情感联结是基础性动力。新就业群体多为异地务工人员，社交网络单一，工作场景中的弱关系（如共同的“跑单”经历、微信群内的经验分享）容易催生共情与信任。这种基于“同城-同行业-同困境”的群体意识，构成了凝聚力的原始土壤。其次，利益共享是催化要素。当个体意识到通过集体谈判可以争取更优的单价、降低被罚款风险、获得平台申诉支持时，集体行动的逻辑便从“个体理性”转向“集体理性”。实践中涌现出的“外卖骑手联盟”“司机互助社群”等非正式组织，正是利益驱动下的自发性整合。再次，制度嵌入是稳定之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行业工会联合会、平台企业内部的“骑手之家”“司机驿站”等制度化平台，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职业培训、困难帮扶等资源，将离散个体嵌入正式的组织网络，从而提升凝聚力的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就业群体的凝聚力具有明显的“弱组织-强互助”特征。正式建制化程度虽低，但以即时通讯工具为载体的“虚拟共同体”却能快速响应突发事件，这为后续功能发挥提供了独特路径。

二、凝聚力萌生的功能作用：从风险抵御到权益保障

组织凝聚力一旦形成，将释放出多重功能性红利。第一个功能是“风险缓冲带”的构建。新就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面临交通事故、投诉罚款、劳动强度过大、收入波动等风险。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内部往往自发形成“风险共担”默契：如骑手之间代送餐、共享充电宝或医疗急救包；司机群内互通路况与执法信息，降低事故概率。这种非制度化互助大幅降低了职业风险对个体的冲击，弥补了平台保障机制缺失的缝隙。

第二个功能是劳动权益的“集体增权”。通过对平台规则的共同解读、对不合理派单的系统性申诉反馈，有组织的群体能够提升与平台博弈的议价能力。近年来，多地涌现出由外卖骑手主导的“淡季保底金”协商、网约车司机发起的“疲劳驾驶强制休息”倡议，正是凝聚力转化为权益保障的现实例证。此外，工会等组织借助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能够更高效地普及劳动法知识、引导合法维权，从而避免极端冲突事件。

第三个功能是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的正向建构。新就业群体常被贴上“低技能”“临时工”“边缘群体”等标签，而组织内部的表彰、晋升或技能竞赛，通过赋予成员“优秀骑手”“服务标兵”等符号资本，重构其职业尊严。凝聚力越强，群体内部的自我价值感越稳固，有助于消解社会歧视带来的心理负外部性。

三、价值维度的深度延展：从个体赋能到系统治理

组织凝聚力的价值绝不止于群体内部的互助与自保，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产生外溢效应。首先，在行业层面，凝聚力有助于推动平台经济的规范化发展。当骑手、司机等形成稳定的沟通渠道，平台可以借助组织化的反馈机制优化算法规则，减少“撞单”“强派”等非效率调度，提升整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与服务质量。同时，组织化群体对新入行者的“传帮带”，能够缩短职业适应期，降低因技能不足导致的安全事故，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在社会治理层面，新就业群体因日常工作穿梭于城市末梢，对社区安全隐患、市政设施缺陷、特殊群体需求具有“信息传感器”功能。具有凝聚力的组织能够将零散信息整合为有效预警，通过党建联络机制或网格化平台传递给政府管理部门。例如，部分城市试点“骑手成为流动网格员”，外卖员在送餐途中发现火情、道路隐患等及时上报，这便是凝聚力转化为公共价值的重要实践。

再次，在个体发展层面，组织凝聚力成为技能提升与职业进阶的催化剂。由群体内成员自发组织的“技能分享会”“政策讲解直播间”，以低成本方式实现了信息与技能的流通。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有凝聚力的群体开始探索合作创业、联合采购生产资源等集体经济形态，将零散劳动力转化为集约化团队，创造出远超个体打工所得的经济价值。这种“组织化赋能”打破了平台算法对劳动者的单边定价，为新型劳动关系中的价值分配提供了朴素但有效的实验样本。

四、凝聚力提升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尽管凝聚力功能显著，但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化仍面临多重制约：一是平台算法的高度动态性使集体行动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二是群体间因接单模式、地域分布不同存在利益分化；三是正式组织覆盖率低，多数群体停留在“松散熟人圈”阶段。据此，提升凝聚力的实践路径应从以下三方面切入：第一，强化制度供给，推动行业工会、社区联合会的实质性覆盖，将非正式互助纳入法治化、资源化轨道；第二，利用数字技术建设群体专属的“权益保障+社交互助”平台，降低组织成本；第三，挖掘和培养群体内部的“关键意见领袖”，通过其示范效应增强信任黏合度。

结语

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凝聚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化组织强力控制，而是一种基于网络化、碎片化场景重新编织的社会支持体系。它兼具情感团结、利益聚合、权利维护与价值重构的多重面向。在平台经济深刻重塑劳动关系的当下，理解并激活这一群体的凝聚力，不仅是对劳动者生存境遇的回应，更是对数字时代社会整合机制的有益探索。未来，有关部门、平台企业及社会组织应协同发力，将自发的“弱联结”转化为可持续的“强治理”，使组织凝聚力真正成为新就业群体体面劳动与全面发展的坚实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