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问题复杂化、治理需求个性化并存，传统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党建融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不仅是组织覆盖的物理延伸，更应成为治理主体间协同行动的机制纽带。然而，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基层党建与行政体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之间仍存在“两张皮”现象：党组织资源下沉后与原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实现有效嵌合，协同主体的权责边界模糊，导致资源整合效率不高、诉求响应不及时等困境。本文试图从机制设计的视角出发，探讨党建融合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逻辑起点与操作路径。

二、治理协同困境的结构性根源

要破解协同困境，首先需要厘清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核心障碍在于“碎片化”与“内卷化”并存。一方面，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街道、社区、职能部门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中，缺乏统一的整合平台。即便党组织被要求“下沉”，若仅以新增机构的方式嵌入现有体系，反而可能增加行政层级的复杂性和协调成本。另一方面，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出现偏差——要么过度行政化，将党建工作等同于完成上级任务，与群众真实需求脱节；要么能力空心化，在应对社区事务时缺乏资源调配权和专业方法，难以整合其他治理主体形成合力。此外，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居民自治往往处于“被动响应”甚至“悬空状态”，社会组织参与的门槛与可持续性不足，这些结构性问题共同制约了协同效能的提升。

三、党建融合的三个核心功能

党建融合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强化管理”，而在于“重建连接”。从治理协同的视角审视，党组织在基层应发挥三个不可替代的功能：首先是政治引领功能，即通过制度化的动员能力将分散的治理力量导向共同的目标。这要求党组织超越行政科层制的常规约束，运用组织优势建立跨部门的协作网络。例如，在应急管理、社区更新等重点领域，由党组织牵头成立临时联合工作小组，既能突破行政壁垒，又能在资源紧缺时实现“精准调配”。其次是资源整合功能，基层治理中的资源往往是“碎片化分布”的，包括政府的行政资源、企业的市场资源、社会组织的专业资源以及群众的自发资源。党组织可以充当“资源枢纽”，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区域化党建平台等载体，将这些分散的资源进行定向匹配与循环利用，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最后是利益协调功能，在涉及多主体利益冲突的场景中（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物业纠纷调解等），党组织因其政治属性而具备超越各方私利进行公正调处的基础，其介入能够有效缩短利益博弈的时间成本，避免矛盾激化。

四、协同强化的机制设计与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功能定位，构建党建融合驱动下的协同机制需要从三个维度着手。第一，完善“双轨并行”的组织架构。在保持行政条线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平台。具体而言，可以在社区层面设立由党组织书记牵头、居委会代表、业委会代表、物业负责人、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共同参与的“联合治理联席会”，定期召开解决跨域问题的研讨会。其关键在于打破隶属关系限制，赋予平台议事权能而非仅作信息通报之用。第二，推动“任务—资源”的精准匹配。基层党组织应当建立动态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的双向对接机制。以往很多治理协同流于形式，根源在于任务分配与资源供应脱节。建议采用“问题导向”的工作方式，先通过网格员、党员中心户等渠道摸排居民的真实诉求（如充电桩安装、养老助餐等），再依据需求清单整合辖区内的党员专业技能、企业赞助资金、单位空闲场地等资源，从而使协同行动有的放矢。第三，建立正向激励与容错机制。参与协同的各类主体（尤其是网格员、志愿者）需要获得价值认同与合理回报。可以将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表现纳入干部考核的评价体系，并在荣誉表彰、职务晋升中予以体现；对于非党员志愿者，则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公共资源优先使用等方式提升其参与获得感。同时，基层工作者需要一定的容错空间，以激励其在复杂的协同场景中主动创新而非消极避责。

五、数字化赋能与情感治理的并行逻辑

在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为党建融合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通过建立统一的智慧治理平台，可以将党组织、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居民个体等纳入同一个数据系统，实现事件的“发现—上报—分派—处置—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例如，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通过“吹哨报到”机制的平台化运作，区级部门能够实时获悉社区需求并快速响应。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字工具只是手段，不能替代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党建融合”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党组织能否重新嵌入社会关系网络。在社区治理、群众工作中，情感治理不可缺失。党员、网格员应当经常走访居民，通过非正式交流了解隐性需求，建立心理信任。这种“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模式，既提升了协同效率，又维护了基层社群的温度。

六、结语

党建融合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强化，并非简单地将党的领导在行政层级中再加强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治理机制重塑。它要求党组织扮演“设计师”与“促动者”的双重角色：既要设计规则，让不同主体能在明确定位下运行；又要适时促动，利用政治智慧催化多方合作。面向未来，需要进一步破除部门壁垒与资源散化，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整合零散的治理要素。只有将党的政治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转顺畅、充满活力的协同体系，基层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的跨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才能更加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