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文化育人作为立德树人的深层维度，正日益成为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议题。与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不同，文化育人旨在通过大学独有的精神气质、制度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涵养学生的价值判断、审美情趣与社会责任感。然而，当下许多高校在推进文化育人工作时，常常陷入“重活动轻内核”“重形式轻浸润”的困境。文化育人究竟在何种层面发挥作用？其实际运行为何常常偏离预期目标？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抽丝剥茧，对高校文化育人功能的现实形态进行冷静审视。

一、文化符号丰裕与精神内核的“悬浮”困境

走进今天的高校校园，不难发现文化活动在数量上已达历史高点：艺术节、科技节、读书月、传统文化周等活动层出不穷，校史馆、博物馆、文化长廊等物理空间不断完善。从表面看，文化氛围不可谓不浓厚。然而，当我们追问这些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深层认知与价值观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问题的核心在于符号生产与价值教育之间出现了断裂。许多文化活动热衷于追求视觉冲击、规模效应与短期热度，却缺乏对文化内核的深度挖掘与持续浸润。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更容易将其视为“打卡任务”或“素质拓展学分”，而非一种精神层面的对话。这种“有活动无文化”的现象，本质上是将文化降格为表层装饰，使育人功能悬置于形式之上，无法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世界。当文化符号脱离其背后的价值意涵，越是丰裕的符号堆砌，越可能遮蔽精神内核的虚空。

二、制度规训与主体自觉的张力错位

高校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天然需要制度保障。无论是第二课堂学分制的推行，还是校园文化阵地的管理，制度设计初衷都是为文化育人提供稳定框架。但现实中，制度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反而可能异化为育人目标的障碍。部分高校以“量化考核”作为文化育人的主要推动手段：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若干场讲座、提交多少次活动感悟、完成多少志愿时长。当文化参与被异化为刚性任务，学生极易产生心理抗拒与审美疲劳，将文化体验视为不得不完成的“配给式作业”。

文化育人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其生效机制依赖于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与内化能力。强制性制度可以提供参与的起始动力，却无法催生真正的文化认同。当下高校普遍面临的困境是：制度规训越细致、考核越严格，学生的自主性往往越弱，甚至出现“表面服从、内心疏离”的“仪式性在场”。如何在制度刚性与主体弹性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让制度从“育人支架”变为“育人铁笼”，是现实审视中不可回避的痛点。

三、多元文化冲击与主流价值的引导焦虑

高校处于信息传播的前沿地带，亦是多元思潮的集散场域。在信息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大学生每天接触的文化内容来自全球范围，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也包含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犬儒主义等多种价值体系的渗透。这种文化环境的复杂性，使高校文化育人面临前所未有的“稀释”压力。

部分高校在面对这一冲击时，选择采用“围墙式”管控思路，试图通过过滤信息、简化文化供给来维护校园文化安全。但这种做法往往难以奏效：学生依然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轻易获取多元观点，而封闭式的文化教育反而可能引发对主流价值的“刻板印象化”抗拒。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许多教育工作者尚未完全理解“对话式引导”相较于“单声道灌输”的育人优势。面对网络社区的圈层化表达与年轻世代的亚文化偏好，高校文化育人的主流叙事常常显得不够鲜活、不够贴近，缺少能够在平等互动中形成价值共识的话语转换能力。

四、学科壁垒与资源整合的碎片化症结

高校文化育人的实现，本应是全校多部门、多学科的协同发力。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文化育人工作往往被简化为“学生工作部门”或“团委”的条块责任。教务系统关注课程与教学，科研系统聚焦课题与产出，后勤系统着眼于服务与保障，各条线之间的文化育人“联动效应”难以形成。即便在课程思政改革大力推行的今天，“专业教学—人文熏陶—价值引导”之间的融合依然多停留在口号层面。

这种碎片化症结的深层原因在于：高校缺乏将文化育人纳入整体治理逻辑的有效机制。人文学科被边缘化、通识教育流于形式、校园文化项目之间存在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这些现象折射出一个共同问题——文化育人的系统性被低估。当育人责任被切割为不同行政单元的任务清单，缺少跨部门的理念共识与行动整合，便无法形成浸润式、全人化、长周期的文化教育生态，育人功能自然大打折扣。

五、评价机制僵化与长效育人逻辑的断层

高校办学评价体系中，文化育人的成效难以量化是公认难题。面对“指标化”考核压力，部分高校倾向于选择“看得见、报得出”的育人成果：学生获奖情况、校园媒体报道量、文化基地挂牌数等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这些指标固然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工作力度，却无法真正衡量文化教育对学生一生的内在影响。

这种“重显绩、轻潜绩”的评价导向，可能导致高校文化育人走入“短平快”的误区。一场高规格的文化论坛可能花了数月筹备，学生实际参与面却很窄；一个文化品牌项目可能年年获评优秀，实质内容却多年未变。优秀文化素养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熏陶与内化过程，它可能无法在学期末的分数中体现，却在学生多年后的职业选择与社会行为中自然流露。如果评价体系继续忽视这种“滞后的育人效应”，高校文化育人就难以摆脱“临时性工作”的定位，无法形成长效机制。

结语

高校文化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既不能依赖符号的堆砌，也不能依靠制度的蛮力，更不应囿于短视的量化考核。它所呼唤的，是一种从“表面嵌入”走向“价值共鸣”的系统转变：在形式与内核之间重建平衡，在制度与自觉之间寻找支点，在多元冲击与主流引导之间构建对话，在碎片资源与系统整合之间打通梗阻，在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中承认文化素养的“长周期效应”。唯有如此，文化才能真正成为高等教育的深层底色，而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这既是高校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内在要求，也是回归教育本真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