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分化，传统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响应滞后、资源错配、参与断层等症结。在此背景下，“群众组织力”作为动员、整合、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核心能力，成为破解基层“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变量。本文旨在系统阐释群众组织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剖析其现实困境，并探索系统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一、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群众组织力并非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具有明确操作维度的治理能力。它指党组织及基层政权通过健全的组织网络、有效的动员机制和深入的利益联结，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集体行动主体，并引导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从构成要素看，群众组织力涵盖组织覆盖力（组织触角延伸程度）、资源整合力（撬动社会资本与行政资源的能力）、号召影响力（话语说服与情感动员效力）以及行动转化力（将群众意愿转化为公共政策或集体行动的能力）。
新时代背景下，群众组织力的价值被进一步激活。一方面，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导致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社区公共性衰减，亟需组织化力量重建社会联结；另一方面，群众对公共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等微观事务的参与诉求日益高涨，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已难以为继。群众组织力恰好提供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引领与“自下而上”的民意吸纳之间的衔接机制，是基层治理从“管控”走向“共治”的核心推力。
二、群众组织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一）资源整合功能：破解治理碎片化
基层治理涉及治安、环卫、养老、调解等多线条任务，行政资源往往按条块分割，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群众组织力通过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等载体，将分散的人力、物力、信息、资金汇集到公共目标上。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街道党委牵头组建居民议事会，将政府补贴、企业赞助、居民自筹资金统筹使用，同时发动退休党员担任楼栋长，形成“资金共筹、事务共商、成果共享”的格局。这种组织化整合，降低了交易成本，避免了资源重复投入与相互掣肘。
（二）矛盾化解功能：织密风险防控网
基层矛盾多为邻里纠纷、物业争议、征地拆迁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若缺乏有效疏导，极易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群众组织力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组织网络，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矛盾苗头，并利用熟人信任、道德约束、乡规民约等非正式规范进行柔性调解。实践中，“老娘舅调解队”“书记工作室”等群众性调解组织，往往比行政裁决更高效且更具可接受性。其背后逻辑在于：组织化的人际关系释放了社会资本的“润滑剂”功能，将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降低了基层维稳成本。
（三）动员参与功能：激活治理主体性
基层治理的难点在于群众“不配合”“冷眼旁观”，根源在于参与渠道不畅与效能感缺失。群众组织力通过搭建议事会、恳谈会、志愿服务队等制度化平台，赋予群众话语权与决策参与权。例如，上海部分社区推行的“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由居民共同讨论停车位改造、楼道清理等事务，不仅提高了方案的科学性，更在参与过程中培育了居民的公共精神。组织化动员使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形成“我参与、我受益”的良性循环。
（四）服务递送功能：填补行政盲区
基层公共服务往往存在“最后一公里”的盲点，例如高龄老人就餐、留守儿童托管、残疾人康复等需求，标准化行政配置难以全覆盖。群众组织力通过党员志愿者、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力量，精准识别边缘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并开展公益性、互助性服务。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依靠社区组织动员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照料服务，以时间积分兑换未来服务，既缓解了财政压力，又增强了社区归属感。这种柔性服务供给，弥补了行政服务的刚性缺口。
三、当前群众组织力发挥的现实困境
尽管群众组织力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显著功能，但实践中仍面临多重制约。第一，组织覆盖存在盲区。新建商品房小区、流动人口聚集区、商圈楼宇等空间内，党组织和传统居民自治组织渗透不足，导致群众游离于组织网络之外，难以被有效动员。第二，动员机制趋于行政化。部分基层过度依赖任务摊派、考核指标等行政手段推动参与，群众被被动卷入而非主动行动，造成“行政强动员、群众弱响应”的困局。第三，资源与能力错配。许多社区组织缺乏专业人才和资金保障，活动内容流于形式，难以回应群众真实关切，导致组织威信流失。第四，数字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线上平台虽拓展了动员渠道，但也加剧了“数字鸿沟”，老年群体被边缘化，且碎片化的信息推送可能削弱深层的情感连接。
四、优化群众组织力的路径与对策
（一）强化党建引领，筑牢组织根基
党建是提升群众组织力的核心引擎。需将党组织触角延伸到网格、楼栋、物业、新兴领域，形成“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纵向体系，并推动区域化党建联建，整合驻区单位、两新组织等资源。同时，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行党员责任区、党员亮身份制度，以党员行动感召群众、凝聚群众。只有组织网络严密且具有活力，才能实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组织”的覆盖目标。
（二）完善制度平台，畅通参与渠道
改变“你说我听”的单向指令模式，转向“协商共治”的交互机制。应健全居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决策公示等制度化平台，明确议事规则与议定事项的执行监督程序，确保群众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闭环。同时，探索“微治理”模式，将治理单元下沉到楼栋、院落，通过“楼长制”“院落自管会”等形式降低参与门槛，使群众在“身边事”的协商中积累参与经验与信任感。
（三）创新动员方式，增强情感黏性
行政动员与情感动员需双轮驱动。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进行信息发布、需求收集和活动报名，提高动员效率；另一方面，更应注重线下活动的情感联结，如举办社区邻里节、文化沙龙、公益集市等，通过共同体验强化认同。此外，要善用“关键少数”的力量，培育社区意见领袖、热心骨干，借助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进行“以点带面”的扩散，形成滚雪球效应。
（四）赋能社会组织，激活内生动力
群众组织力不能仅靠行政力量独力支撑，需培育社区本土化的社会组织。应降低备案门槛，简化注册流程，支持社区能人牵头成立文体、公益、互助类组织，并提供小额资金扶持和能力培训。同时，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帮助社区组织提升项目策划与资源对接能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区自治孵化”模式，使社会组织成为连接群众与政府的韧性纽带，实现“组织力”的自我生长。
（五）完善激励评估，形成持续动力
群众参与公共事务需要正向反馈。可建立志愿服务积分兑换、道德银行、荣誉表彰等激励体系，将参与行为与物质奖励、公共服务优惠或社会荣誉挂钩。同时，优化对基层组织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降低对“填表报数”的依赖，增加群众满意度、参与活跃度等软性指标权重，引导基层工作者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服务”，使群众组织力的提升真正惠及民生。
结语
群众组织力是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驱动”向“社会共治”转型的关键枢纽。它既承载着整合资源、化解矛盾、动员参与、递送服务等多元功能，又面临着时代变迁带来的挑战。唯有通过强化党建覆盖、完善参与制度、创新动员手段、培育社会组织、健全激励机制等系统性施策，方能激活群众的主体性，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未来，在数字技术与社会结构深度互嵌的背景下，如何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刚柔并济的群众组织力体系，仍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