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正随着社会结构转型与利益格局分化而日益凸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基层承载着政策落地、公共服务供给、矛盾调解等多重功能。然而，实践中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窘境，其深层症结往往不在于资源绝对匮乏，而在于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断裂。基层组织——无论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村委会，还是网格员、志愿者组织、业委会——作为治理网络的节点，其协同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治理效能的高低。这种协同并非简单的组织叠加，而是需要从制度设计、动力机制、文化认同等层面实现从“物理组合”到“化学反应”的跃升。本文旨在探讨基层组织如何在新形势下重构协同逻辑，通过嵌入性思维向融合性实践的转化，破解基层治理协同中的碎片化困境。

一、治理碎片化的组织根源：职权割裂与信息孤岛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不足的表征，首先来自组织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缝隙。职能部门在基层的延伸往往呈现“条状下沉”，但基层却是“块状运作”，这种“条块张力”导致资源调配难以统合。例如老旧小区改造涉及住建、城管、街道、物业等多方，各主体依据自身职责清单行事，缺乏一个有机整合的平台，造成项目反复、居民不满。更为隐蔽的是信息孤岛问题，不同条线部门应用各自的数据系统，社区网格员虽有综合采集职能，但数据反哺机制并不健全，形成“上报易、反馈难、共享更难”的困局。这种割裂并非单纯的技术障碍，而是反映了条线部门对资源控制权的固守与基层统筹能力的不足。从组织社会学视角看，当每个主体都以自身组织边界为行动半径，缺乏统合性的制度框架加以调适，协同就必然陷入“各扫门前雪”的松散状态。因此，破解碎片化的起点，在于重塑基层组织的节点功能，使其从被动执行者转化为主动协调者。

二、制度重塑：以党建联建破解协同的结构性壁垒

强化基层治理协同，必须首先回答“谁来统合”的问题。党建引领不是空泛的口号，而应转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实践中，区域化党建联建机制已展现出强大的整合潜力。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吸纳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组织党组织成立“区域党建共同体”，通过联席会议、资源清单对接、项目领办等方式，将原本互不隶属的组织串联起来。这种制度安排的优势在于，既尊重了各组织的自主权，又以政治权威为纽带引导协同行动。例如在上海的“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哨源”分析，将跨部门问题转化为联合行动指令，赋予基层组织适度的“信用背书”与“裁决建议”权力，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部门之间的科层关系。制度演进的根本方向，应是将协同从“运动式配合”固化为“常态化联动”，建立明确的责任分解、流程衔接与绩效联评机制，使协同行动有章可循而非依靠人情关系推动。

三、动力再造：从行政驱动到多元共治的能量转化

传统基层治理协同主要依赖行政指令自上而下推动，这种模式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效率较高，但在日常治理中容易产生动力衰减和形式主义，即“对上负责有余、对下协同不足”。真正的协同应当激活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楼组长、热心居民等“草根力量”是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他们所掌握的社区信任网络与人情资源，往往是行政力量难以触及的。动力再造的关键在于权责配置的重构：一方面，通过“微权力清单”制度，将部分服务外包、小额资金使用权、活动审批权下放给社区自治组织，增加其资源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建立“积分换服务”“时间银行”等互惠机制，让居民在参与中获得可感知的回报，将“要我参与”转变为“我要参与”。当每个行动者都能从协同中获益，协同体系才具备可持续运作的能量基础。

四、技术赋能：数字平台如何弥合协同缝隙

数字技术为基层治理协同提供了新的操作空间。智慧社区平台、统一身份认证、跨部门数据共享等工具，能够在技术上压缩信息传递的时间成本，提高资源匹配精度。但技术应用必须警惕“唯技术论”倾向，不能简单以开发了多少APP、建设了多少数据大屏作为协同成效的标准。真正的技术赋能，应立足基层实际业务流程进行重塑。例如一些地方推行的“基层治理一件事”应用场景，将跨部门的群众诉求（如占道经营、噪音扰民）整合为统一的工单系统，后台自动匹配责任部门并限时响应，同时向居民推送处理进度。这种技术逻辑遵循的是“以事项为中心”的协同，而非“以部门为中心”的汇报。技术平台的价值在于打破了组织之间的物理边界，实现了信息的端到端流转，但技术架构的设计必须赋予基层组织一定程度的“异常处置权”，而非将其矮化为简单的信息传声筒。

五、文化浸润：信任资本与协同型组织生态的生成

制度、动力与技术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隐性的变量决定着协同质量，即组织间的信任资本。协同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没有起码的信任，任何精细化的制度设计都可能陷入执行僵局。信任的积累需要长期互动，但基层组织的频繁人员变动、过度检查考核等外部干预，往往切断了合作关系沉淀的连续性。因此，营造协同型组织生态，既要关注组织间的正式契约，也要重视非正式的沟通场景，如定期举办的社区治理沙龙、联合主题党日、跨部门团队建设活动等。这些看似“务虚”的场域，实际上是组织间建立情感纽带、积累互惠预期的关键。当不同组织的成员能够打破身份标签，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而非各自的职位立场去交流时，协同就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行动习惯”。这种文化层面的转变虽慢，却是基层治理协同体系稳固的深层根基。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核心命题，不是简单增加组织数量或收紧行政命令，而是让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的桥梁。从制度重塑、动力再造、技术赋能到文化浸润，四条路径各有侧重却又相互支撑：制度提供框架，动力注入活力，技术降低摩擦，文化凝聚认同。当前，我国基层治理正处于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型的关键期，协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有效治理的手段。未来，基层组织需要继续在“赋权”与“赋能”之间寻找平衡，在尊重多元性的前提下构建统一的行动逻辑。唯有让协同真正“活”在每一次矛盾调解、每一件民生小事、每一项社区服务之中，基层治理才能从碎片化的困境走向系统集成的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