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民生福祉。群众组织力，即动员、组织和服务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各地在党建引领下探索了诸多提升群众组织力的实践，但制约社区活力的深层问题依然突出。如何在破解现实困境中重塑群众主体性、增强社区凝聚力，已成为当前基层治理必须回应的关键命题。本文聚焦群众组织力发挥中的典型问题表征，系统审视其成因，并尝试提出可持续的改进方向。
一、群众组织力发挥中的典型问题表征
（一）组织化参与的外驱性与内卷化并存
当前社区动员多依赖行政力量驱动，居民参与呈现“被动化”“任务化”倾向。指标考核体系下，社区工作者往往为完成上级任务而组织活动，居民出于“给面子”或获取小礼品而参与，缺乏内在价值认同。这种外驱式参与导致活动形式重复、内容空心化，陷入“为了参与而参与”的内卷循环，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公共行动。深层来看，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纽带未被有效激活，组织力量悬浮于日常需求之上。
（二）骨干队伍的结构性短缺与能力断层
活跃在社区治理一线的群众骨干年龄普遍偏大，以退休党员、楼组长为主，年轻群体、在职人员参与率极低。这种代际断层导致组织力量后继乏力，遇到复杂治理场景（如加装电梯协调、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督导）时，既有骨干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与此同时，社区工作者中普遍存在“重管理、轻组织”的专业技能短板，缺乏培育社群领袖、引导协商共治的系统方法，难以将自发参与转化为有组织的行动力。
（三）居民与组织之间的“弱关系”固化
在流动性高、异质性强的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稀疏，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等组织间的信任度偏低。不少居民将公共事务视为“别人的事”或“麻烦事”，即使有意愿、有诉求，也倾向于个体化解决或沉默放弃。这种“弱关系”状态使组织者难以精准识别居民的真实需求，策划的活动与供给的服务经常出现错位，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疏离感与旁观心态。
（四）资源整合的碎片化与可持续性不足
社区内外可服务于群众组织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场地、信息等）往往分散于不同主体手中，缺乏统一整合机制。一方面，政府条线下拨的资源存在“撒胡椒面”现象，项目重复建设且退出后缺乏承接主体；另一方面，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参与通道不畅，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的资源难以有效导入基层。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直接制约了组织的常态化运转，导致许多社区自组织昙花一现。
二、问题的深层成因剖析
上述问题的形成并非偶然。从制度层面看，当前社区治理评价体系仍以“完成上级指令”为核心，对群众组织力提升缺乏硬性约束与软性激励，基层工作者倾向于选择行政成本最低的动员路径。从社会层面看，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与原子化生活方式的固化消解了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居民之间缺乏共同经历和情感交集。从个体层面看，现代都市居民的时间精力碎片化，对低性价比特质的公共参与天然排斥，而非专业化的组织方式难以提供足够的参与价值感。多因叠加之下，群众组织力便陷入“组织—参与”双弱循环。
三、提升群众组织力的改进方向
（一）从行政主导转向需求驱动：重构组织动员逻辑
提升群众组织力的首要前提是转变动员理念。应坚持以居民真实需求为组织起点，通过“需求清单”征集、定期入户走访、数字化议事平台等方式，精确识别社区内的共性关切与个性诉求。在此基础上，将组织活动与解决实际问题深度绑定，使参与从“完成指令”变为“解决问题”。例如针对老龄化社区，可以成立“助老自组织”承接送餐、陪诊等事项；针对学区社区，可以组建“家长互助小组”协调儿童看护。当组织活动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动参与将逐步转化为主动共建。
（二）重塑骨干培育机制：打造梯次化、专业化的组织队伍
破解骨干断层，需要建立“发现—赋能—激励—传承”全链条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及时发现社区中的积极分子、能人达人，提供议事协商、项目管理、心理沟通等专项培训，帮助其从“热心人”成长为“社区领袖”。同时，通过设立“社区组织基金”、认定“金牌组织者”等方式给予实质性激励，提升骨干的身份认同与留存率。对于年轻群体，可探索“微项目创投”“弹性志愿服务积分”等具有灵活性的参与方式，逐步培育新一代组织力量。
（三）构建议事协商平台：将“弱关系”转化为“强行动”
搭建规范化的线下+线上协商平台，是增强居民间沟通密度、提升组织凝聚力的有效途径。线上可利用微信群、社区小程序开展需求接单、议题发起、投票表决，降低参与门槛；线下则定期举办“邻里圆桌会”“楼道议事会”“社区开放日”等空间，让居民面对面交流、充分表达意见。关键在于制度化设计参与流程，确保协商结果能够落地反馈，形成“一事一议—方案共商—协同执行—成果回馈”的闭环。随着信任关系的逐步积累，原本松散的个体将凝聚为具有集体行动力的组织单元。
（四）激活资源整合网络：构建内外联动的协同生态
提升群众组织力离不开持续的资源配置。应着力构建“政府搭台、社会参与、市场补充、居民共享”的多元共筹体系。街道层面可设立“社区治理资源池”，统一整合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商户、公益组织、驻区学校等的供给清单，并按居民需求精准匹配。对于常态化运行的自组织，探索小额资金配捐、实物兑换、场地优先使用等配套机制，保障其基本运转。同时，鼓励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督导与能力建设支持，协助自组织学习资源链接和项目运营技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结语
群众组织力的提升，本质上是社区治理从“管理者本位”向“居民主体”转型的实践过程。面对外驱式参与、骨干断层、弱关系固化与资源碎片化等现实挑战，唯有从需求驱动、骨干培育、协商平台与资源网络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方能打破组织与群众之间的鸿沟，重塑具有可持续内生动力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未来，随着技术手段与制度创新的不断深入，群众组织力的更大潜能有望被逐渐激发，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最广泛的主体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