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于如何将党的群众工作传统转化为现代治理效能。群众工作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方法体系与制度资源，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之间仍存在体制区隔、功能重叠与资源分散等问题，二者的深度融合远未达成。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不仅仅是工作机制的简单整合，更是一场关乎治理理念转型、治理结构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变革。本文旨在剖析二者融合的功能逻辑，揭示其在信息传导、矛盾化解、资源动员等方面的独特效能，并探寻实现深度融合的可行路径。

一、融合治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

群众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核心要义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而社会治理现代化则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法治化运行与精细化服务。两种治理范式并非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应当实现功能互补。从历史维度看，群众工作曾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传统的动员式治理已难以应对复杂化、个体化的社会需求。社会治理理念的引入，恰恰为群众工作提供了制度化、专业化的运作框架。二者的融合，本质上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实践深化，是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必然选择。

当前，基层治理中的一个突出困境是：群众工作往往停留在走访慰问、矛盾调解等传统形式层面，缺乏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入把握；而社会治理又常常陷入技术化、程序化的窠臼，忽视了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的建构。这种“两张皮”现象，既削弱了群众工作的实效性，也制约了社会治理的深层效能。因此，推动二者在功能层面的有机融合，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现实突破口。

二、信息汇聚与民意吸纳：融合治理的基础功能

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融合的首要功能，在于构建起高效的信息收集与民意传导机制。群众工作长期形成的入户走访、座谈交流、民情日记等工作方法，具有“面对面”沟通的情感优势，能够捕捉到制度性渠道难以触及的潜在社会情绪与隐性诉求。而现代社会治理依托的大数据分析、网格化管理、12345热线等技术平台，则实现了信息的快速流转与精准分类。二者的融合，使得“土办法”与“新技术”形成互补：群众工作为技术治理注入人文温度，避免治理行为沦为冰冷的数据运算；技术手段则为群众工作提供效率支撑，使零散信息得以结构化呈现。

从功能效果看，这种融合显著提升了民意吸纳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群众工作者的“铁脚板”能够覆盖技术盲区，尤其是老年群体、弱势群体等数字化参与能力较弱的群体，其诉求通过传统群众工作渠道被有效识别；另一方面，技术平台为这些诉求的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避免了“走访一通了事”的形式主义。信息汇聚功能的充分发挥，使治理决策从“拍脑袋”转向“看民意”，从“事后应对”转向“事前预警”，这是融合治理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效能体现。

三、矛盾化解与秩序建构：融合治理的核心功能

在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的复杂性、群体性与敏感性显著增强，传统“就事论事”的调解模式往往治标不治本。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为矛盾化解提供了超越个案层面的系统性方案。群众工作的核心优势在于对“人”的关注——通过情感沟通、利益协调与价值引导，消除对立情绪、重建信任关系；社会治理则强调规则之治与程序正义，为矛盾解决提供制度化出口。二者的结合，形成了“情、理、法”相融合的多元调处机制。

具体而言，融合治理在矛盾化解中发挥着三重功能：其一，预警功能，群众工作者凭借对社情民意的熟悉，能够提前感知矛盾苗头，及时上报社会综合治理平台，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其二，缓冲功能，在群体性事件或重大纠纷中，群众工作通过建立对话渠道、疏导极端情绪，为社会治理的专业介入创造窗口期；其三，修复功能，矛盾解决后，群众工作的跟进回访能够弥补制度性裁决可能造成的情感裂痕，促进社会关系的真正修复。这种“柔性介入”与“刚性规则”的协同，使治理秩序从压制性控制转向内生性稳定，体现了融合治理独特的秩序建构能力。

四、资源整合与效能提升：融合治理的动员功能

治理资源分散是基层面临的普遍难题。政府各部门的专项资金、社会组织服务、志愿者力量、乡贤能人资源等，往往因缺乏统筹而难以形成合力。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为实现资源跨部门、跨领域整合提供了组织纽带。群众工作的组织网络（如基层党组织、妇联、共青团等）具有覆盖广泛、渗透力强的特点，能够有效链接分散的社会资源；社会治理的平台机制（如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治理中心等）则为资源对接提供了物理空间与制度接口。

以社区治理为例，群众工作者通过“微心愿”征集、“敲门行动”等方式识别居民需求，社会治理平台据此发布项目、匹配资源、跟踪效果，形成“需求发现—资源匹配—服务供给—反馈评估”的闭环。这一过程中，群众工作承担了“需求端”的精准识别功能，社会治理则完成了“供给端”的高效配置功能。二者的融合，使有限的治理资源实现了“靶向投放”，避免了“撒胡椒面”式的低效投入。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激活了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居民在群众工作的动员下参与社区事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我管理，治理客体转变为治理主体，从而实现了从“政府独舞”到“多元共舞”的效能跃升。

五、制度衔接与能力建设：融合治理的优化路径

尽管融合治理在功能层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制度壁垒与能力短板。推进深度融合，需要在体制机制与队伍能力两个维度同步发力。在制度层面，应打破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分别由不同部门主管的“条块分割”，建立统一的基层治理工作平台，实现任务统一下达、资源统一调配、成效统一评估。同时，要将群众工作的考核指标从“走访次数”“活动场次”等数量型指标，转向“诉求回应率”“群众满意度”等效果型指标，推动群众工作真正嵌入治理流程。

在能力层面，亟需培养一批既懂群众工作方法、又掌握社会治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当前，部分基层工作者存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困境。应通过系统培训，帮助其掌握数字化工具、法治思维与项目管理方法，同时保持其面对面的沟通能力与群众感情。此外，应探索建立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群众工作者的协作机制，让社工的专业技术（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为群众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让群众工作的群众路线为专业社工提供本土化根基。

结语

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职能归并或方法叠加，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范式转型。它要求我们重新理解“群众”在治理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重新审视“服务”与“管理”的辩证关系，重新架构“传统”与“现代”的衔接方式。从功能作用的维度审视，融合治理通过对信息、矛盾、资源的系统性整合，正在生成一种既具有中国政治特色、又符合现代治理规律的新型治理范式。未来，随着制度设计的持续完善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群众工作与社会治理的融合将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反应”，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