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在多元文化并存、全球信息流动加速的背景下，文化传播以其柔性渗透、价值引导与情感联结功能，日益成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关键变量。然而，当前一些地区的创建工作仍停留在政策宣传、活动展演的表层，文化传播的深层赋能机制尚未充分激活。如何将文化传播从辅助性工具转化为系统性驱动力，在“有形、有感、有效”的框架下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质效跃升，是亟待破解的课题。本文旨在厘清文化传播赋能的内在机理，审视其现实效用与局限，进而提出优化思路，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一、文化传播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内在机理

文化传播之所以能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黏合剂”与“助推器”，根源在于其作用于群体认知、情感认同与行为规范的复合路径。首先，文化传播是身份建构的媒介。各民族通过共享符号体系（如节日、仪式、文学艺术）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想象，消解民族边界带来的疏离感。其次，文化传播具有价值涵化功能。主流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反复编码与传递，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各族群众的集体记忆与命运共同体认知。再者，文化传播借助仪式化实践（如升国旗仪式、双语宣讲、非遗展演）营造临场感，使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情感体验。上述机理表明，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灌输，而是通过对互动场域的再造，实现从“认知共识”到“行动共振”的转化。

二、文化传播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现实效用

近年来，各地围绕文化传播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效显著。其一，文化传播强化了国家认同的符号基础。例如，央视联合多民族地区制作的《中华民族》《传承》等纪录片，以影像叙事展演各民族共生历史，有效提升了各族观众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认知。其二，文化传播促进了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联网平台（如快手、抖音）上的民族美食、服饰、音乐内容，打破了地域封闭性，使得不同民族群体能在虚拟空间中实现日常互动，降低偏见与误解。其三，文化传播激活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赋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云南、贵州等地将民族文化节庆与旅游融合，通过直播、短视频传播，既增加了民族地区群众收入，又在经济协作中深化了情感联结。此外，基层文化阵地（村史馆、文化广场）的常态化活动，也为各族群众提供了“共居共学共乐”的实体空间。总体而言，文化传播在凝聚共识、消弭隔阂、激发活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当前文化传播赋能中存在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成效显著，但审视实践环节，仍可发现若干制约效能持续释放的瓶颈。第一，传播内容的同质化与浅表化问题突出。部分地区的民族团结宣传偏重口号式的“正确表达”，缺乏具有情感张力与细节感染力的叙事产品，导致受众“听过即忘”。第二，传播渠道存在“信息茧房”效应。在算法推荐主导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用户容易被圈定在特定内容领域，主流文化传播难以穿透族群圈层实现有效触达，形成“内循环”而非“大循环”。第三，基层文化传播人才匮乏，专业能力不足。许多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兼任宣传员，缺乏对传播学规律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系统掌握，难以策划出“接地气”又“有高度”的传播活动。第四，数字化鸿沟依然显著。偏远民族地区网络覆盖不均衡、数字设备普及率低，导致老年人、留守儿童等群体游离于主流文化传播之外，形成参与空白。第五，部分文化传播项目片面追求短期效应，忽视了长效机制的培育。例如，一些节庆活动演变为“打卡式表演”，失去深化民族互动的原生动力。上述挑战表明，文化传播赋能必须从“粗放供给”转向“精细治理”。

四、优化文化传播赋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路径思考

针对以上问题，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一）叙事创新：从“宣传话语”转向“故事话语”。民族团结进步传播应摆脱公文式的严肃面孔，采用“微叙事”策略，通过普通人的视角讲述跨民族交往的真实故事。例如，拍摄制作各民族青年共同创业、联姻、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实短片，借助悬念、冲突与解决的情节结构触发情感共鸣。同时，鼓励各民族“草根达人”自发生产内容（UGC），官方机构负责内容筛选与流量扶持，形成“专业生产+用户共创”的多元供给格局。

（二）渠道整合：打破圈层壁垒，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一方面，主流媒体应加强民族地区频道的本土化改革，增加汉藏、汉维、汉蒙双语节目，提高针对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善用算法推荐机制，主动将中华文化共性内容（如二十四节气、古诗词、传统节日）推送至不同民族用户的首页，通过“兴趣匹配”实现横向扩散。此外，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将民族团结内容嵌入生活服务信息（天气预报、政策解答）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三）人才培育：建设专业化基层文化传播队伍。制定“文化传播特岗计划”，在民族地区高校增设跨文化传播、民族政策传播等课程，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定期组织基层宣传骨干到中央媒体、互联网大厂跟班学习，提升策划、拍摄、剪辑与数据分析能力。同时，建立“文化传播志愿者库”，吸纳返乡大学生、退休教师、非遗传承人担任兼职传播员，弥补人才缺口。

（四）技术赋能：弥合数字鸿沟，强化沉浸式体验。推进民族地区5G网络与数字基站建设，降低流量资费，保障偏远地区基本接入。开发以民族文字为界面的移动应用程序，提供语音交互功能，便利不通用汉语的群众使用。利用VR/AR技术，建设“虚拟民族团结展馆”，让各族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亲临”全国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场景与当代风貌，增强代入感。

（五）机制保障：建立评估反馈与持续迭代系统。避免“运动式”传播的短期冲动，将文化传播效能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考核指标体系，关注“触达率”“互动率”“满意度”等量化指标与“情感倾向”“共识变化”等质性指标。定期开展受众调查，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的接受偏好调整传播节奏与内容形式，形成“传播—反馈—优化”的闭环。

结语

文化传播既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软实力”，也是其“硬支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目标下，文化传播必须超越简单的信息传递层次，深入价值渗透、情感凝聚与行为引导的多重维度。当前，面对媒介生态的剧变与民族交往形态的复杂化，唯有秉持系统性思维，在内容、渠道、人才、技术与机制诸环节协同发力，才能使文化传播真正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源头活水”。未来实践应进一步挖掘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借助数字化浪潮的赋能，让文化传播像春风化雨一般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续写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新篇章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