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政策落地质量与群众获得感。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下，单一行政驱动或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协同化治理成为必然选择。政治工作作为基层治理的“灵魂线”，在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组织动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当前政工工作与基层治理其他环节之间仍存在目标离散、资源分割、信息孤岛等结构性矛盾，导致协同效能未能充分释放。本文从政工论文的学术视域出发，系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剖析政工角色定位的偏差与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机制重构的具体对策，以期为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提供理论参考。

一、协同治理语境下基层政工工作的功能定位

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在共同目标引导下的资源整合与行动配合，其核心在于打破条块壁垒、实现跨层级跨部门的有机联动。在这一框架中，政工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思想教育或党务管理，而是承担起“价值粘合剂”与“系统调节器”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工通过意识形态引领与政策释读，将宏观治理目标转化为基层可感可践的行动共识，为协同提供心理基础与伦理正当性；另一方面，政工借助组织网络与群众工作方法，搜集利益诉求、识别风险隐患、协调主体关系，从而弥合行政执行中的碎片化裂隙。从功能维度看，基层政工的协同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方向校准，确保各治理子系统的行动不偏离整体政策轨道；二是情绪疏导，在矛盾多发地带发挥缓冲与转化作用；三是信任培育，通过持续互动建构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信纽带。因此，政工不是协同治理的旁观者或附庸，而是贯穿全程的“隐性基础设施”。

二、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中政工机制的结构性短板

尽管政工在基层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已获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在几类突出问题，制约着协同效能从应然走向实然。第一，角色定位模糊导致协同锚点缺失。部分基层单位将政工作等同于“搞活动”“写材料”，忽视了其在资源整合与利益平衡中的专业功能，致使协同过程中缺乏常态化沟通枢纽，不同主体间的信息交换多依赖临时性协调，难以形成稳定预期。第二，组织惯性造成协同界面僵化。传统政工体系强调纵向指令传递，对横向跨界接洽的适应能力不足。面对社区、物业、社会组织等多无主体参与的治理场景，政工部门仍习惯以行政命令替代柔性协商，削弱了协同网络的弹性与包容性。第三，激励与评价机制脱钩。当前绩效考核体系多聚焦于显性结果（如信访率下降、任务完成率），而对政工作在协同链条中的“隐性”贡献（如关系修复、信任积累、文化营造）缺乏量化认可，导致政工干部将精力集中于可考核的显性指标，主动参与协同创新的内驱力不足。第四，数字技术应用失衡。各地虽大力推行智慧治理平台，但政工数据与业务数据之间普遍存在接口障碍，例如党务系统的居民信息与民政、城管数据难以互通，使得政工协同缺乏精准的数据支撑，沦为空泛的经验判断。

三、强化基层治理政工协同的实践路径

（一）重构角色认知：从“附属服务”走向“嵌入引领”
基层政工需突破传统的事务性定位，确立“治理工程师”的主动意识。具体而言，在治理方案设计阶段，政工部门应提前介入，参与目标设定与路径规划，将价值导向嵌入决策流程；在执行阶段，政工需作为协同网络的节点，主动搭建跨部门、跨组织对话平台，如设立“社区议事厅”“政企联席会”等制度化协商载体，形成“议题提出—利益表达—共识凝聚—行动跟踪”的闭环。同时，政工干部应接受系统化的协同治理能力训练，重点提升冲突化解、资源链接、政策理解等复合技能，使角色转型具备实质性支撑。

（二）优化组织机制：打破科层壁垒，构建柔性协同网络
建议在街道（乡镇）层面设立“基层治理协同中心”，由党委分管负责人牵头，整合党建、综治、民政、城管等部门中与政工相关的职能，实行“物理集中+功能联动”的运行模式。对内，建立事项流转清单与责任共担机制，明确各环节的政工接口，避免推诿扯皮；对外，发展“网格+政工”的协同模式，以网格员为触角、政工干部为中枢，实现群众诉求的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置。此外，探索建立“政工特派员”制度，选派优秀政工干部下沉到非公企业、老旧社区、商圈楼宇等治理薄弱区域，开展驻点式协同服务，以空间融合带动功能融合。

（三）创新工具手段：数字化赋能政工协同全链条
依托现有政务数据中台，建设“基层治理政工协同数字模块”，重点打通党建工作、舆情监测、矛盾调解、民意测评等数据库的壁垒，实现政工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双向贯通。开发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协同需求智能识别”工具，自动分析12345热线、网格巡查记录、居民微信群中的高频诉求，辅助政工干部精准锁定协同焦点。同时，利用可视化大屏呈现治理主体的关系图谱与协同进展，便于决策者实时调控资源投向。在应用层面，推广“掌上议事”“在线民情恳谈”等数字协商工具，降低协同参与门槛，吸引更多社会主体加入治理共同体。

（四）完善制度供给：建立长效激励机制与容错空间
在考核导向上，设置“协同效能指数”，将跨部门协作满意度、资源整合度、群众参与度等纳入政工干部绩效评价体系，并赋予一定权重。对在协同创新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给予政治待遇或资源倾斜。同时，针对协同探索可能出现的试错成本，制定清晰的容错免责清单，明确非主观故意且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不受追责，以保护政工干部主动作为的积极性。此外，建立“政工协同案例库”，定期评选推广优秀实践，形成可复制的方法论，推动经验向制度跃升。

结语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治理主体从离散走向整合、治理逻辑从管控走向共建的过程。政工作为其中的“软性纽带”，其协同功能的强化不能依赖零碎的修补，而需在角色定位、组织架构、技术支撑与制度环境等维度展开系统性重构。唯有将政工从边缘性辅助角色提升为核心协同枢纽，才能真正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从“物理聚合”到“化学反应”的质变。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关注协同过程中政工与法律、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深层互动，为构建更具韧性的基层治理体系贡献学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