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是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与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命题。在“以文化人”这一中国传统教化智慧的视域下，价值观的传递绝非简单的知识灌输或口号动员，而是一种通过文化浸润、精神感召与生活实践实现的内化过程。“以文化人”强调用文化的力量感化人、熏陶人、塑造人，其本质是文化主体性在价值引导中的深度激活。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面对多元文化冲击、代际认知差异以及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转型，如何精准审视这一过程中的现实样态，识别深层矛盾，并探索出更契合“化人”逻辑的优化路径，成为亟待回应的学理与实践课题。本文从“以文化人”的理论内涵出发，系统梳理当前培育实践的主要成绩，剖析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并尝试提出从文化符号激活、生活场域嵌入到制度保障整合的立体化策略，以期为价值观培育的纵深推进提供参考。
一、“以文化人”的理论根基与价值观培育的内在逻辑
“以文化人”源自《周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核心在于通过礼仪、文艺、习俗等文化形式，将抽象的价值规范转化为可感、可触、可效仿的生活图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这一逻辑的展开表现为三重递进关系：第一，文化是价值观念的载体。任何价值观都不是悬浮的教条，而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民俗、艺术与日常实践之中。如家国情怀通过传统节日、红色故事、社区仪式得以具象化；诚信理念通过商业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的文化隐喻得以强化。第二，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功能。与硬性宣传不同，文化化人依靠审美体验、情感共鸣与认同建构，使个体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自然接纳价值取向，减少心理抗拒。第三，文化是价值观再生产的社会机制。通过教育体系、媒介生态、公共空间的持续互动，文化不断创造新的符号与意义，使核心价值观在不同代际和社会群体中保持生命力。因此，以文化人视角下的价值观培育，必须超越传统的“教条植入”模式，转向对文化资源的深度开掘、文化环境的有机营造和文化生产的参与式引导。
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践成效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领域取得了系列积极进展，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其一，文化载体日益丰富。从国家层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到基层社区的“道德讲堂”“文明家庭”评选，大量承载融合理想信念、道德规范、法治精神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被创造出来。纪录片《国家宝藏》、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红色主题剧本杀等新兴文化形式，成功将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对接，显著提升了价值观的可传播性与感染力。
其二，制度化保障持续强化。《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政策文件，将文化育人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精神文明创建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学校、企业、社区普遍建立了“文化育人”评估指标，推动价值观培育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机制转化。
其三，参与主体的主动性显著提升。依托融媒体平台、社交网络和志愿服务项目，公众不再仅仅是价值观的接收者，更成为文化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线上“正能量”话题互动、线下“文化名家进社区”等活动，激发了民众对优秀文化符号的自发诠释与再生产，使“以文化人”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建。
三、文化育人视域下的困境与短板
尽管成就斐然，但以“以文化人”的高标准审视，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仍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
（一）文化符号的“断裂”与“悬浮”
部分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生活之间存在叙事断层。例如，一些地方在推广传统礼仪时，仅注重表面形式复原（如汉服秀、祭祀仪式），却未能将其内在的“仁爱”“诚信”等价值与当代人际关系、职业伦理有效关联，导致活动沦为“文化秀”，难以触动深层认同。同时，部分红色文化教育过于依赖静态展陈和说教式讲解，未充分借助数字技术实现情境再现与体验互动，使价值观传递流于空泛。
（二）生活场域的“浸入”不足
当前价值观培育的“课堂化”倾向依然明显，尤其在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中，文化育人往往被简化为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或主题班会，缺乏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合。例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居民参与度不高，很大程度是因为活动未能嵌入居民的娱乐、社交与消费需求。年轻群体更倾向从影视、游戏、短视频等平台获取文化内容，而主流价值观在这些领域的渗透仍存在“符号翻译”困难，容易产生“主流叙事”与“亚文化表达”的隔阂。
（三）交互主体性的缺失
真正的“化人”需要激发人的主动反思与价值建构，而当前实践中仍较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例如，网络舆论场中，对不文明行为的批判有时演变为道德审判，忽视了基于同理心的对话与文化共识的生成。基层治理中，部分社区在推行“核心价值观进楼道”时，未充分吸纳居民意见，导致标语与壁画与居民日常生活空间格格不入，甚至引发审美疲劳和隐性抵触。这种“单向教化”违背了文化应通过平等交流与互惠理解实现转化的本质。
四、优化策略：从文化符号到生活实践的立体化路径
面对上述困境，需从“以文化人”本体论出发，构建多层次、可操作的文化培育体系：
（一）深耕文化符号的“在地化”转译
一方面，激活传统资源的当代价值。鼓励地方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俗、乡贤、手工艺等文化要素，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进行关联解读，如“和合”理念对应和谐社区构建，“义利之辨”对应商业诚信建设。另一方面，推动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体验升级，利用VR/A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借助算法推荐实现个性化价值内容推送，使文化符号从“展板”走向“身临其境”。
（二）强化生活场域的“沉浸式”嵌入
将文化育人从专门活动转向“泛在”日常。在学校，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设计、校园景观、社团活动与评价体系，形成“全环境育人”；在社区，结合老年大学、亲子阅读、公共体育等活动，自然植入公益、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在数字空间，鼓励创作者以微电影、条漫、互动游戏等年轻人喜爱的形式，表达诚信、友善等主题，让价值观成为“被发现的风景”而非“被灌输的教条”。
（三）构建“对话-共创”的交互机制
淡化“教导者-接受者”二元结构，推动价值观培育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文化生产实践。例如，建立“居民故事会”“企业价值沙龙”等平台，让普通人讲述自己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经历，形成可模仿的“生活原型”；在公共文化决策中引入居民投票、意见采集环节，使文化空间的设计反映群体意愿，增强认同感。同时，引导网络平台算法向“有价值的内容”倾斜，并赋予用户正向激励（如积分、勋章），激发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良性互动。
结语
“以文化人”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价值哲学——它要求我们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转化为有温度、有质感、有根系的文化实践。当前，我国价值观培育已在广度上取得历史性进步，但深度化、精准化、生活化仍是亟待突破的关键。唯有回归文化育人的本真逻辑，将符号活化、场域润化、主体互动化融为一体，才能让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新时代的文明图景中绽放持久光彩。这一过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系统思维，也需要基层创新的细致铺陈，更离不开每一位文化实践者的自觉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