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体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工作方式碎片化、组织归属感弱等显著特征，传统基于固定用工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发挥思想教育的功能，实现其价值，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本文旨在系统分析新就业形态下职工思想教育的功能定位，剖析其在价值实现过程中面临的独特障碍，并探索具有针对性的实施路径，以期为构建适应新业态特征的职工思想教育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思想教育的功能定位：从适应性到建构性

在新就业形态语境下，职工思想教育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宣导或道德规训，而是呈现出多层次、复合性的功能谱系。其首要功能在于帮助劳动者实现心理适应，减轻职业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感。由于新业态劳动者普遍面临算法控制、收入波动、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思想教育应发挥“减压阀”与“缓冲带”的作用，引导劳动者正确认识平台经济的客观规律，树立积极健康的职业心态。这种适应性功能是维护群体稳定的基础。

更进一步，思想教育承担着建构新型劳动认同的使命。传统工业社会中，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往往与“单位制”紧密关联；而在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弱连接关系，“谁是我们的同事”“组织的边界在哪里”成为模糊性问题。思想教育应当帮助劳动者超越单纯的“接单者”角色认知，从“劳动者共同体”的角度重构身份归属感，培育对自身职业价值的理性认同。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慰藉，更是推动劳动者从原子化个体走向社会性联合的思想前提。

此外，思想教育还须发挥价值引领与行为规范的建构功能。新业态环境下，劳动者在算法模糊空间中可能面临安全风险、道德困境（如恶意差评、数据造假、灵活避税等）。通过思想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准则，有助于形成行业自律，降低监管成本。这种建构性功能超越了简单说教，而是将价值引导嵌入到劳动者的工作伦理、消费关系与社会交往之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

二、价值实现的现实障碍：流动性、分散性与去组织化

尽管思想教育的功能在理论层面清晰明确，但在新就业形态下其价值实现却遭遇了结构性障碍，集中表现为三大困境。

首先是劳动者群体的高度流动性与分散性。新业态劳动者往往以灵活就业身份跨区域、跨平台流动，工作地点不固定，工作时间碎片化。传统的集中授课、定点宣讲、班组学习等教育方式难以触达这一群体。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被人际网络的疏离与时空的碎片化严重阻碍，直接导致思想教育内容覆盖率低、有效性差。

其次是组织载体的缺失与弱化。企业的基层工会、党团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等传统纽带在新业态中普遍缺位或形同虚设。平台企业往往将劳动者视为“独立承包商”，拒绝承担雇主责任，导致思想教育缺乏稳定的组织依托。劳动者缺乏归属感，不愿参与非即时利益回报的活动，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无法像在工厂车间里那样借助科层体系高效传递。

再次是算法逻辑对人文关怀的挤压。平台经济的核心是算法驱动，效率至上、数据导向的考核体系将劳动者高度原子化。算法不仅控制着劳动过程，也重塑着劳动者的时间感知与价值排序。在“多劳多得”的即时反馈激励下，劳动者更容易忽视长期的社会联系与思想提升。思想教育如果无法回应这种算法逻辑的压制，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甚至引起劳动者的反感与疏离。

最后是内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错位。现有思想教育内容往往偏重宏观政策宣讲，缺乏对劳动者具体权益困境（如社保缴纳、算法公平、劳动安全）的微观回应。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频繁遇到的却是派单歧视、罚款机制不透明等问题，若思想教育不能引导劳动者理性维权或提供心理支持，其公信力将大打折扣。因此，价值实现的障碍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匹配失灵问题。

三、价值实现的核心路径：数字化赋能与组织形态创新

破解上述障碍，需要从教育载体、教育主体与教育内容三方面同步发力，推动思想教育体系从传统“嵌入式”向新业态“共生型”转变。

第一，推进思想教育的数字化平台建设，实现精准触达。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造专门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轻量化学习平台或嵌入现有接单APP的“思想教育模块”。通过算法分析劳动者的行为习惯与心理需求，推送定制化的微课程、图文资讯、心理辅导音频等内容。例如，在派单空闲时段推送3至5分钟的“安全微课”或“优秀同行故事”，利用碎片时间完成教育渗透。同时建立“线上社区”功能，让劳动者在虚拟空间内获得同伴支持与组织关怀，弥补物理空间上的分散。

第二，重构组织载体，发展功能复合型的“流动工会”与党群服务站。突破传统单位制的限制，以街道、社区、园区为单元，建立区域性联合工会或临时性党小组，将新业态劳动者纳入城市基层治理网络。设立“司机之家”“骑手驿站”等实体空间，并以此为依托开展思想教育活动。这些站点不仅提供饮水、充电等便利服务，还应定期组织法律咨询、心理疏导、政策解读与主题沙龙，让劳动者在获得实际帮助的过程中接受思想教育。增强组织吸引力的关键在于“先服务后教育”，以解决劳动者最迫切的问题为切入点，逐步建立信任纽带。

第三，创新教育内容供给，强化权益表达与价值共鸣。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三大维度：一是劳动权益认知教育，帮助劳动者理解算法逻辑、掌握维权渠道，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二是职业成长励志教育，挖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中的典型人物，讲述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激发正向职业认同；三是社会责任感培育，引导劳动者认识到自身工作对于城市运行、民生保障的贡献，从而将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国家进步统一起来。教育方式上要摒弃居高临下的灌输，采用对话式、参与式、情景式互动，如圆桌讨论、线上辩论、自导自演微视频等，激发劳动者的主体性。

第四，完善制度保障与协同治理机制。思想教育不应孤立运行，而应纳入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整体制度设计。推动平台企业、政府、工会与社会组织多方协作，将思想教育的评估指标与劳动者满意度、劳动纠纷率、职业稳定性等数据关联，建立“教育—反馈—调整”的闭环。同时对平台算法进行必要的伦理审查，确保思想教育的价值导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算法的不当扩张，为劳动者的尊严劳动创造制度空间。

结语

新就业形态下的职工思想教育既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功能已经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演进为心理适应、身份建构、行为引导等多重面向的整合体。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能否突破流动性、分散性与去组织化的瓶颈，通过数字化工具、组织创新与内容重构，构建一个与劳动者实际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思想引领体系。这要求我们摒弃路径依赖，以更加开放、灵活、务实的态度迎接挑战。唯有如此，思想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精神世界的指南针与职业发展的助推器，在变动的时代中为全体劳动者筑牢共同的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