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使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关乎发展质量与民生福祉的关键议题。在制度供给层面，国家自上而下的环保法律体系日渐完善，然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与法律规制难以实现治理效能的持续释放。村规民约，这一植根于乡土社会的非正式规范，因其内生性、灵活性以及与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度粘合，正在生态治理领域显现出独特的“软约束”力量。与硬性法律不同，村规民约的核心优势不在于惩罚的严厉性，而在于其通过持续的环境熏陶功能，潜移默化地重塑村民的生态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育化机制，构成了乡村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路径。本文旨在系统解析村规民约环境熏陶功能的作用逻辑，揭示其如何在制度与生活之间搭建起意义联结的桥梁，进而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实践提供理论参照。

一、价值内化：环境熏陶的精神根基

村规民约对环境行为的引导，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层面的深层涵化。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通过禁忌、习俗与集体仪式得以维系。当代村规民约承继了这一文化基因，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贴近乡土的话语体系。例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宏大叙事，在村规民约中常被转述为“护山护水，子孙有福”“垃圾不落河，家家都安乐”等朗朗上口的语句。这种转译不是简单的口号化，而是将抽象价值嵌入村民世代共享的意义网络，使生态保护获得地方性的道德正当性。当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反复听到、看到、谈论这些规约内容时，生态友好的观念便逐渐从外部规范沉淀为内在认同。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在于“重复性濡化”——通过会议宣讲、公示栏展示、入户宣传、村组评比等高频次、低强度的信息接触，环保理念不再是与己无关的政策话语，而成为“我们村自己的道理”。价值内化的完成，意味着村民对环境保护的遵从不再完全依赖外部监督，而是源自一种“不这样做就心里不安”的道德自觉。这正是环境熏陶区别于行政命令的根本所在：它不是通过威慑改变行为，而是通过意义的赋予改变人心。

二、行为塑形：日常实践中的规训与养成

如果说价值内化解决了“为什么做”的认知问题，那么村规民约的环境熏陶功能还进一步作用于“怎么做”的行为层面。乡村环境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于制度的缺失，而在于日常行为的碎片化与随意性——随手丢弃农药瓶、随意堆放秸秆、生活污水直排等行为，长期难以根治。村规民约通过设定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将环境责任细化到农户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节点。例如，许多村庄的村规民约明确规定了“门前三包”责任区、垃圾分类投放时段、畜禽养殖的卫生标准，甚至对庭院美化、菜园整洁提出倡导性要求。这些条款看似琐碎，实则是将环境治理从“运动式清理”转化为“日常化养护”的关键抓手。更为重要的是，村规民约通过建立积分制、红黑榜、星级评定等配套机制，使环境行为与村民的社会声誉、集体福利乃至信贷资格形成关联。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正负反馈，持续强化着村民对规范的内化程度。久而久之，打扫庭院、分类垃圾不再需要他人提醒，而成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环境惯习”。从现象学角度看，这就是环境熏陶所达成的“具身化”效果——规范从文字进入了身体，从制度变成了生活。

三、社会资本培育：信任网络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环境治理呈现出显著的集体行动特征：单个农户的环保努力往往因邻居的不配合而效果打折扣，而共同遵守的规则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效应。村规民约在这一维度上的环境熏陶功能，表现为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强化。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包括信任、互惠规范与参与网络。村规民约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天然地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公共讨论与协商互动。当村民们坐在一起讨论“垃圾房建在哪里”“池塘清淤如何分工夫”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制定规则，更是在编织一张公共生活的信任之网。一个人遵守了村规民约关于农药瓶回收的规定，他就有理由期待邻居也会同样去做；反之，一旦有人违规而未被约束，信任便会迅速瓦解。因此，村规民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一种“准契约式”的集体期待：每个人都是环境责任的承担者，也是他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种相互性监督并非出于告密心理，而是建立在“大家都这样”的集体认同之上。环境熏陶在这里呈现为一种社群氛围的营造——当一个村庄的大多数成员都自觉维护环境时，少数不守规则者会感受到强烈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温和却持久，远比罚款更能触发行为改变。由此，村规民约将分散的农户联结为一个环境治理的命运共同体，使个体行为在集体框架中获得意义与效能感。

四、集体行动整合：仪式化实践与公共空间的再造

村规民约的环境熏陶功能不止于日常的个人行为层面，它还通过仪式化的集体活动，实现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再造。许多村庄将环境整治与节庆活动、民俗仪式相结合，如“春季清沟行动”“重阳节庭院评比”“丰收节垃圾分类趣味赛”等。这些活动表面上是卫生打扫或评比竞赛，实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环境仪式。在共同劳动、共同评比、共同庆祝的过程中，环境行为被赋予了文化符号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额外负担，而成为村民身份认同和集体荣誉感的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村庄的环境改观通过前后对比照片、展板、村史馆等方式被可视化呈现时，村民能够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努力如何改变了家乡的面貌，这种成就感会进一步强化其对规约的遵从意愿。村规民约在公共空间中的反复展演——无论是墙体上的标语、公示栏里的积分表，还是大喇叭里的表扬通报——都在持续地营造着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社区氛围。这种氛围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环境熏陶：它让每一位村民都感受到，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村庄里是值得骄傲的，而破坏环境则是令人羞愧的。公共空间的再造，本质上是将抽象的环境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分享的集体经验，从而在社区层面形成可持续的生态文化再生产机制。

五、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让环境熏陶从“有效”走向“长效”

尽管村规民约在环境熏陶方面展现出显著功能，但当前实践中仍存在若干制约因素。其一，部分村规民约的制定流于形式，内容照搬上级文件，缺乏与本地环境问题的精准对接，导致规约的针对性不足，村民感到“与己无关”。其二，执行监督的软化是普遍困境：碍于人情面子，一些村庄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规约的威慑力与公信力逐渐流失。其三，随着人口流动加快，村庄的“空心化”与村民生活的“离地化”趋势，削弱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环境熏陶的社群基础面临弱化风险。针对上述困境，优化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力：第一，推动村规民约的“在地化”修订，通过参与式议事让村民真正成为规则制定的主体，确保规约内容反映本村最突出的环境痛点。第二，强化规约执行的程序化与透明化，将监督权赋予村民代表会议或新乡贤理事会，减少人情干扰，同时利用数字化手段（如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公开环境行为记录，以技术赋能信任。第三，主动适应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规约宣传与执行模式，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维系外出村民的社区归属感，使其即使在异地也能参与村庄环境事务的讨论与监督。第四，将环境熏陶纳入乡村教育体系，依托村史馆、生态科普点、儿童环保实践营等载体，将村规民约中的生态智慧代际传递，培育具有生态自觉的新一代村民。

结语

村规民约的环境熏陶功能，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深厚文化土壤，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生态价值观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从认知内化、行为塑形到集体认同的完整育化链条。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下，生态振兴不仅需要法律与政策的刚性支撑，更需要村规民约这类内生性规范的柔性滋养。值得强调的是，环境熏陶与制度约束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表里、协同增效的治理有机体。当我们谈论村规民约的环境功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更具文化韧性、更贴近生活世界的生态治理范式。这种范式不追求立竿见影的“运动式”效果，而是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培育一种持久的环境责任伦理。未来，随着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现代化，村规民约的环境熏陶功能有望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得到激活与发挥，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乡村贡献不可替代的“规范之力”。

（全文约 2080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