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刚性管控”走向“柔性涵化”的治理转向
现代社会转型期，社区正从传统“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过渡。人口流动加速、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分化，使得纯粹依赖行政命令、法律规约的刚性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涵养性治理策略，重新走入公共管理视野。它并非将文化简单视为装饰性工具，而是通过价值引导、情感浸润、行为规约、共识凝聚等机制，将治理目标内化为居民的文化自觉。这一转向，旨在回应社区治理中“如何让规则从‘他人约束’变为‘自我约束’”的核心命题，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质变。
二、核心功能机制：文化如何嵌入社区治理的血管
（一）价值认同的构建：从“原子化”到“共同体”的精神黏合
社区治理的根本困境，往往不在于资源匮乏，而在于居民之间缺乏深层的情感连接与共同的价值取向。以文化人首先发挥的是“精神粘合剂”功能。通过社区公共文化叙事（如挖掘社区历史、传承地方技艺、讲述邻里故事）以及集体仪式（如传统节庆、文化集市、共同记忆的激活），居民得以超越“物理相邻”的偶然性，生成“心理相依”的必然性。这种文化认同一旦形成，便天然具有免疫力，能够抵御因琐碎利益纠纷而产生的对立情绪，降低社区内耗。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文化在此扮演了帕森斯所说的“模式维持”角色，为社区系统提供了符号层面的稳定结构。
（二）行为规范的涵化：以道德美感替代强制惩罚
传统社区治理面临“法不责众”或“制度真空”的窘境。文化手段在此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替代性方案。通过培育社区内部的文化公约（如“巷弄公约”、“楼门文化宣言”），将公序良俗以文化符号（壁画、标语、小品）等形式内化于公共空间，居民对社区规范的遵从不再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文化失范”时所产生的羞耻感与不道德感。这本质上是一种“以美启善”的过程——社区环境优美、文化氛围浓厚，本身便构成一种无形的规训力量，引导居民主动调适自身行为以匹配社区的文化格调。这一过程将治理的外部成本极大压缩，并赋予规则以情感的温度。
（三）社会协作的激发：从“搭便车”到“共主演”的参与动员
公共物品的供给极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而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如自组织合唱团、书画社、社区电影节、传统手艺工作坊）所构建的，恰恰是一个低门槛、高回报的参与场域。在此场域中，居民不再是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文娱活动的排演过程天然需要分工协作、沟通妥协与资源共享，这一过程训练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秩序感与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化活动带来的愉悦体验与成就感，会形成正向激励，促使居民在社区治安、养老互助、环境维护等非文化领域也主动付出。换言之，文化参与成为居民社区治理参与的“预演场”与“培训营”，有效破解了“动员失灵”的顽疾。
三、效能提升路径：从“有”到“优”的系统性升级
（一）赋权社区文化“小管事”：推动组织体系制度化
当前不少社区的文化活动往往依赖个别热心居民或外部力量的零散投入，缺乏制度化支撑。提升效能，首要是将“以文化人”纳入社区治理的常规化架构。具体路径包括：培育社区文化协商类组织，并将之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形成联动；将文化骨干纳入社区治理人才库，给予适当的资源倾斜与表彰；制定社区年度文化行动规划，确保文化活动不止于节日点缀，而是成为贯穿全年的治理发力点。制度化的价值在于，它将个人化的文化热忱转化为可继承、可复制、可评估的组织能量。
（二）重塑文化符号的当代性：推动在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僵硬地拷贝传统文化形式或者盲目追逐外部流行文化，都难以产生持久的凝聚力。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文化萃取”——对社区内沉淀的方言、老手艺、历史传说、特色建筑等在地资源进行符号化的提炼与再造，并使之与当代生活方式产生对话。例如将社区农贸市场改造为“节气文化市集”，将旧厂房立面变为社区集体记忆壁画，将本地口头传统改编为社区剧场。这种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提升了文化内容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也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表达降低了居民的接受门槛。文化就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展示品，而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活性元素。
（三）激活文化治理的“受众端”：从供应思维到需求挖掘
长期来，社区文化活动“自上而下”的供给逻辑容易导致居民参与率低、活动流于形式。提升效能必须回归以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借助网格化管理渠道进行动态文化需求采集，定期开展文化偏好调查，在空间设计中预留居民可自主使用的“文化留白地带”（如院落小舞台、邻里茶话角）。此外，需尊重社区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为不同年龄层（如青少年的新媒体文化创作、银发族的地方戏曲）、不同兴趣群体（摄影、园艺、美食）分别设计微场景。只有当文化内容精准对接居民的真实审美与精神需求时，“以文化人”的动员功能才能由虚入实。
（四）嫁接前沿技术：拓宽文化浸润的时空边界
数字时代为以文化人提供了巨大的增量空间。社区可尝试建设微型数字文化档案库，将口述史、老照片、老视频进行数字化保存，形成社区的“文化数字孪生体”；运用AR/VR技术重构社区的历史街景，实现年轻一代与社区传统的穿越式互动；基于小程序开展线上文化创意征集、故事接龙、才艺云展演等互动活动。技术手段的介入打破了线下活动的时空限制，尤其有助于吸纳工作繁忙、社交回避型的居民参与，从而极大扩展文化治理的覆盖面与渗透深度。
四、结语：让文化成为社区治理的“基础设施”
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管理有序的行政单元，而是营造一个可栖息、可认同、可传承的生活家园。“以文化人”的价值，正在于它以最柔软的方式触及了治理中最硬核的问题：人心的归附与秩序的涵育。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文化工程，而是整个社区治理体系的精神底色。迈向未来，我们需要将文化认知从“锦上添花”的配角定位中解放出来，真正将其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布局。只有当文化浸润成为社区运行的日常逻辑，治理效能才能从短期的感官指标，升华为持久的、具有内生力的文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