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度转型，利益格局多元分化，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在制度化的行政手段与法治框架之外，群众工作——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传统，正在被重新激活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群众工作不再是单向度的思想动员或简单的帮扶慰问，而是作为一条将国家意志与基层社会有机联结的重要纽带，深度嵌入到社区治理、矛盾化解、公共服务供给的全过程。本文旨在系统考察群众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边界、作用机制，并揭示其从工具性价值向主体性价值升华的内在逻辑。

一、功能重塑：从政治动员到治理协同

传统语境下的群众工作，其核心功能集中于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传导。而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群众工作的功能已经发生显著演变。首要功能体现为利益协调与社会整合。在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纠纷、征地拆迁等典型基层矛盾场景中，群众工作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倾听与协商，将分散甚至对立的个体诉求纳入一个可对话、可协调的框架内。这种功能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实现，而是依靠建立情感信任与利益共识来达成。群众工作者扮演着“信息过滤器”与“利益粘合剂”的双重角色，使治理过程从单向度的指令输出转向双向度的意义共享。

其次，群众工作在实践中承担着社会风险的早期预警与消解功能。基层工作者与居民之间建立的常态化联系，使得大量潜在的冲突在萌芽阶段即被发现并上报。这种基于人际信任网络的信息回馈机制，比制度化的信访渠道更具时效性与柔韧性。实质上，群众工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末梢，降低了基层治理的监控成本与纠错成本，从而提升了整个基层治理系统的弹性与抗压力。

二、机制运行：嵌入、互构与激活

群众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依赖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首先是“嵌入性”机制。群众工作者并非外在于社区结构，而是通过日常走访、参与社区活动、建立微信群等社交网络，直接嵌入到居民的生活世界之中。这种嵌入使得公共服务供给能够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避免了标准化的政策方案与多样化的基层现实之间的错位。例如，针对空巢老人的适老化改造、针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咨询、针对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信息推送，均依赖于群众工作者在嵌入过程中积累的深度信息。

其次是“互构性”机制。群众工作并非工作者单方面作用于群众，而是在互动中共同构建治理规则与公共价值。当群众参与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过程时，其不仅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公共事务的共同生产者。这种互构过程提升了基层决策的合法性，也内在地培养了居民的公共精神与责任意识。群众工作在这一层面，实际上是在重塑基层的社会资本——信任、规范与网络，而这些正是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软性资源。

第三是“激活”机制。面对基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原子化与冷漠化倾向，群众工作承担着唤醒公共参与意识的任务。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载体，群众工作者将分散的个体重新聚合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社群。这种激活不是简单的“搞活动”，而是通过持续的情感互动与利益关联，重建社区内部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为基层自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价值定位：超越工具理性的治理伦理学

讨论群众工作的价值，不能仅停留在“有用性”的层面。在治理效能之外，群众工作蕴含着更深刻的价值关怀。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关系性价值。在高度科层化的行政体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往往被流程与指标所遮蔽。群众工作以其面对面的交流、情感上的共情和对个体处境的尊重，恢复了治理过程中的人际温度。这种关系性价值在老龄社会、少子化、家庭结构变动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它回应了现代个体对归属感与承认的深层需求。

其次，群众工作具有鲜明的正义内蕴。基层社会治理中，弱势群体往往因表达能力不足、资源匮乏而被边缘化。群众工作通过主动下沉、入户走访、重点帮扶等机制，将服务资源向最需要的人群倾斜。这种选择性关注并非服务供给的效率损失，而是对实质正义的主动追求。群众工作在识别脆弱性、回应差异性需求的过程中，有效地弥补了普遍性公共服务可能产生的盲区，使治理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居民。

进一步而言，群众工作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从“管理”向“治理”的真正转型。管理强调秩序与服从，治理则强调协商与共治。群众工作者在基层实践中，既代表了国家的在场，又传递了社会的诉求。这种双重身份使其能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起缓冲与沟通的桥梁，避免治理过程中的刚性冲突。此时，群众工作不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实践，在微观层面塑造着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范式。

四、现实张力与优化路径

必须承认，群众工作在基层实践中的功能发挥仍然面临诸多制约。行政化倾向过重是突出问题。许多基层群众工作者大量时间被用于填报表格、应对考核、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真正用于接触群众、了解需求的时间被极大压缩。当群众工作变成“台账工作”，其本质功能便面临被架空的风险。此外，群众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参差不齐，在面对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矛盾调解等高度专业化的议题时，传统的经验式方法往往力不从心。

技术化时代也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治理平台虽然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但可能削弱人际互动的情感深度。线上沟通的便利性有时反而导致了线下联系的弱化，使群众工作陷入“有数据、无温度”的境地。为此，优化群众工作需要坚持“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替代”的导向，将数字化工具作为拓展服务范围、提升响应速度的辅助，而非取代面对面交流的核心环节。

未来，推动群众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应着力于三个方向：一是制度化建设，明确群众工作的职责边界、工作标准与考核体系，避免与其核心功能的偏离；二是专业化赋能，通过系统性培训提升群众工作者在沟通技巧、法律知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专业素养；三是社会化协同，引入社会组织、志愿者、专业社工等多元主体，构建“专兼结合”的群众工作队伍，形成协同治理的合力。

结语

群众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一种传统工作方法的延续。在复杂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将制度规范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的重要路径。当基层治理越来越依赖技术理性与程序正义时，群众工作以其特有的情感纽带、关系逻辑与正义关切，为治理体系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弹性与温度。唯有将群众工作视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变量，而非附属性工具，才能真正激活其内生动力，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的深度耦合与良性互动。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持续发掘并升华群众工作的多重价值，将是推动基层善治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