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育人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路径之一，其核心在于将文化内涵转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精神气质与行为自觉。近年来，各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课程思政嵌入、第二课堂拓展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实践中普遍面临“形式丰富而内化不足”“活动频密而转化不深”的困境。如何从“铺面”走向“浸润”，从“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建构”，成为提升文化育人实效的关键命题。本文基于多所高校的田野观察与案例比较，梳理当前文化育人的典型实践模式，分析其瓶颈所在，并尝试从机制设计、内容供给与评价导向上提出系统优化思路。

一、当前高校文化育人的实践形态与成效

从实践观察来看，高校文化育人已形成三维并行的基本格局。其一是课程渗透路径，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及通识教育课程，实现显性知识传授与隐性价值引导的叠加。例如，部分高校推出“文化基因”系列选修课，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课堂，使学生在技艺习得中体悟工匠精神。其二是环境濡化路径，依托校园景观设计、楼宇命名、校史馆建设等物理空间，以及校训校歌、典礼仪式等符号系统，营造“润物无声”的文化场域。例如，某校将百年校史中的红色故事以雕塑群形式嵌入校园步道，使日常行走成为流动的思政课。其三是实践体验路径，通过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化展演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在行动中生成文化认同。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化手段正在重塑传统育人形态——虚拟校史馆、云端非遗工坊、沉浸式红色剧目等新兴载体，有效突破了时空限制，使文化育人的覆盖面与交互性显著提升。

二、问题聚焦：表层繁荣背后的“三化”困境

尽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深入观察不难发现，当前文化育人存在三个值得警惕的倾向。

第一，内容的“符号化”与深度的稀释。部分活动过度追求视觉冲击与仪式感，如举办盛大的汉服巡游、设置精美的文化墙，却忽略了文化内涵的阐释与批判性讨论。学生往往在“打卡”后迅速遗忘，文化元素沦为仅供拍照的背景板。第二，路径的“割裂化”与系统的松散。课程、环境、实践三条路径在多数高校中由不同部门分管，彼此缺乏衔接逻辑。例如，课堂讲授的君子人格与宿舍楼张贴的标语之间并无对话，暑期实践的乡村调研与专业学习之间存在断层，导致育人合力难以凝聚。第三，主体的“被动化”与内驱的缺失。大量文化活动由学校自上而下设计安排，学生作为参与者而非共创者，其主体性被悬置。当文化浸润变成一种任务清单，学生的情感投入与意义建构便被大大削弱，最终出现“活动结束、一切归零”的尴尬局面。

三、提质增效的优化思路

（一）从“散点”到“脉络”：构建文化育人的内容谱系

破解内容符号化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具有逻辑自洽性的文化育人内容谱系。高校应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革命文化的基因解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凝练”三条主线，分年级、分专业设计层次化的文化议题。例如，大一阶段以“感知与接纳”为主，通过经典导读、博物馆研学搭建认知基础；大二阶段以“辨析与反思”为主，设置跨文化比较课程，培养学生批判性文化自觉；大三、大四则聚焦“创造与应用”，通过文化创意项目攻关、社区文化服务等实践，推动文化知识向行动能力转化。这种从“知”到“行”的螺旋上升，可有效避免内容浮于表面。

（二）从“分隔”到“融通”：建立多元路径的协同机制

打破路径割裂需要制度创新。高校可尝试设立“文化育人联席会议”机制，由分管校领导牵头，教务处、宣传部、学工部、团委、二级学院等共同参与，统一制定年度文化育人“任务地图”，明确每条路径的衔接点。例如，在“长江流域非遗保护”主题中，课堂讲授（文化史课程）可与校内非遗工作坊（实践体验）联动，并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互动展览（环境濡化），最后要求学生产出调研报告或文创设计（能力转化）。同时，推动学分互认，将博物馆参观笔记、社区文化服务经历等纳入通识选修课评价，使课程学习、环境体验、实践探索形成闭环。

（三）从“供给”到“共创”：激发学生主体的文化生产

育人实效的最终落脚点是学生的内在转化，而转化最有力的催化剂是“创造”。高校应转变观念，将学生从文化受众提升为文化共创者。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设立“校园文化微基金”，支持学生自发组建文化社团、拍摄短视频、编排原创剧目，给予资金与指导资源；二是搭建数字化共创平台，如“校史故事众创系统”，鼓励学生通过口述史采访、数据可视化等方式重释校史，优秀作品进入学校数字档案馆；三是举办“文化提案大赛”，让学生围绕校园文化痛点（如公共空间使用低效、仪式感淡化）提出改进方案，并择优落地。当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意义赋予者”，文化育人的内化效率将显著提升。

（四）从“做没做”到“好不好”：构建过程性评价体系

目前多数高校对文化育人的评价仍停留在活动次数、参与人数等规模指标上，缺少对“转化率”的测量。优化方向是引入过程性、发展性评价。一方面，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学生在文化类课程中的讨论深度、项目作品中的价值表达、志愿服务中的反思日志等，形成“文化素养成长画像”；另一方面，借鉴“表现性评价”理念，在关键节点开展“文化能力展示会”，要求学生围绕特定文化议题进行现场论述、作品展示或方案路演，由师生共同体进行多维评分。这种评价不仅服务于管理，更服务于学生反思——当学生看到自己的认知轨迹与能力增长，文化育人的闭环才算真正完成。

四、结语

高校文化育人的提质增效，本质上是一场从“外镶”到“内嵌”、从“灌输”到“生成”的方法论转型。它需要管理者放弃对短期热度的追求，转而深耕内容谱系的逻辑性、路径协同的系统性以及学生创造的主体性。唯有如此，校园文化才能从一道风景线变成一条精神河，滋养学生持续生长的内生力量。下一阶段，随着人工智能与混合现实技术深度介入教育场景，文化育人的形态还将发生剧变——但无论技术如何迭代，“人心转化”这一核心目标始终不应偏移。高校必须保持对育人本质的清醒，在创新与回归之间寻找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