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育人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共同关注的核心命题，其本质在于通过文化浸润、价值引导与精神涵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文化育人实践中开展了大量探索，诸如经典诵读、红色研学、非遗进校园等活动蔚然成风。然而，表面繁荣之下，文化育人的实际效果却往往与预期存在显著落差：学生参与热情不高、文化认同浅表化、育人过程与学科教学割裂等问题频现。如何精准识别当前推进中的结构性障碍，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路径，已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亟待回应的关键议题。本文试图在梳理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探索文化育人的优化方向，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文化育人的内涵厘定与时代诉求
文化育人并非简单的“文化知识传授”或“文化活动叠加”，而是指将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通过课程、环境、活动、管理等多种途径，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受教育者的素养与品格。其核心在于“化”——让文化从外在的符号系统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底色。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织的当下，多元文化思潮激荡，青少年面临价值选择的复杂性显著增加。文化育人不仅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帮助学生在比较与鉴别中确立文化自信。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反复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文化育人纳入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之中，这一时代语境赋予了文化育人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也对其系统性、实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文化育人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一）目标泛化与内涵虚化：文化育人沦为“活动附属”
当前，许多学校将文化育人简单等同于举办几场讲座、开展几次参观或组织一些文艺汇演。活动虽然热闹，但缺乏清晰的目标指向与内容结构。文化育人的核心——“价值引领”与“品格塑造”——往往被弱化或悬置。例如，一些学校的“传统文化进校园”仅停留在穿汉服、诵经典的形式层面，而对其背后承载的仁爱、诚信、担当等价值内核缺乏深入阐释与体验设计。这种目标泛化导致文化育人成为德育工作的“填空题”，凡文化相关活动皆可纳入，但缺乏整体逻辑与评价标准，学生身心并未真正被“化”于其中。
（二）内容碎片化与学科壁垒：系统性建构缺失
文化育人涉及人文、历史、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但现行教育体系中，这些内容往往分散在不同学科之中，彼此割裂。语文课讲古诗词只重字词翻译，历史课讲事件只重年代记诵，而诗词中蕴含的生命感悟、历史事件中折射的民族精神却未被有效串联。更关键的是，学科教师之间缺乏协同，文化育人的责任常被归为“班主任工作”或“德育处任务”，学科教学与文化育人形成“两张皮”。这种碎片化状态使得学生获得的文化印象零散而浅表，难以形成连贯的文化认知图景。
（三）师资素养不足：育人主体自身“文化薄弱”
文化育人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文化素养与育人意识。然而，当前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尤其理工科教师对传统文化、美学、伦理等领域的涉猎有限，难以在日常教学中渗透文化元素。即便在人文社科教师中，也常有“知而不化”的现象——教师虽具备相关知识，却缺乏将文化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有效连接的能力。此外，教师培训体系中关于文化育人的专题研修稀缺，导致教师对文化育人的理解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专业支撑。
（四）评价机制缺失：过程与效果缺乏科学度量
文化育人的效果具有内隐性、长期性、延迟性的特点，难以像学科考试成绩那样量化评价。但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仍以可测的分数和竞赛成绩为主要指标，文化育人的贡献被边缘化。学校在推进文化育人时，往往只看“是否开展了活动”“覆盖面多大”，而忽视学生文化认同、价值判断、行为转变等深层变化。这种“重过程轻结果”的倾向，导致文化育人工作容易陷入形式主义——为评价而做，而非为育人而做。与此同时，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也使得改进方向变得模糊。
三、文化育人的改进方向与优化路径
（一）明确层级目标，构建“化”于无声的育人体系
文化育人需要有明确的层次化目标设计。小学阶段侧重感知与体验，通过故事、游戏、仪式等培养文化亲近感；中学阶段侧重理解与辨析，引导学生探究文化现象背后的价值逻辑；大学阶段侧重反思与创新，鼓励学生在比较文化中形成独立判断。在此基础上，学校应建立文化育人的课程图谱，将离散的活动纳入系统框架，形成“课程教学—主题活动—环境熏陶—制度保障”四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尤其要注重将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学科教学，而非机械叠加，例如历史课可以设计“人物命运与文化抉择”主题讨论，美术课可以结合传统纹样开展创意设计，让学科与文化自然交融。
（二）强化师资建设，培养“有文化”的教师队伍
教师的文化素养是文化育人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师范教育与在职培训应增设文化通识课程，帮助教师建立跨学科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学校应鼓励教师组建文化育人教研共同体，定期开展文化主题教学研讨、观摩与反思。此外，还可以引入校外文化名家、非遗传承人、博物馆研究员等担任兼职导师，弥补校内师资的文化短板。更重要的是，要激发教师的文化自觉——当教师自身对文化充满热爱与敬畏时，其言行举止便成为最生动的育人资源。
（三）创新载体与形式，增强文化体验的“在场感”
当代学生成长于数字时代，对单向灌输式的文化传递缺乏兴趣。文化育人必须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增强体验感与参与感。例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古代书院场景，让学生“穿越”体验传统礼仪；开发沉浸式戏剧工坊，让参与者演绎历史人物，在角色代入中理解文化选择；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文化微纪录片”创作挑战，激发学生的自主表达。同时，不能忽视实体空间的文化营造——走廊、教室、图书馆的每一处细节都可以成为文化育人的载体，使之成为“会说话的文化场”。
（四）构建多元评价机制，回归“人”的成长维度
要改变文化育人“不可评”的困境，需要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取向。可以采用档案袋评价法，记录学生在文化体验活动中的感悟、创作、反思与行为变化；引入表现性评价，观察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文化行为，如公共场合的礼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态度等；同时，应建立学生文化素养自评与他评的常态化机制，将学生的文化理解力、文化表现力、文化创造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学校应将文化育人的成效作为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维度，从制度层面倒逼学校重视文化育人实效。
结语
文化育人不是一场可以速成的“文化运动”，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人文化成”工程。当前推进中暴露的目标泛化、内容碎片、师资薄弱、评价缺失等问题，本质上是教育功利主义与文化内在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困境，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整体规划，也需要一线教育者的智慧与坚守。让文化从书本中走出来，从活动中立起来，从评判中真起来，最终成为学生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底色，这是文化育人的终极追求，也是教育回应时代召唤的应有之义。唯有直面问题、持续改进，方能让文化真正“育”人，让每一个生命在文化沃土中茁壮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