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工干部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落地的重要传导者，其工作方式与职业素养直接影响着干群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政策执行的最终效果。然而，长期以来的基层观察表明，部分政工干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陷入“说教味浓、互动性弱、回应性差”的困境，亲和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亲和力并非简单的态度温和或言语热情，而是一种建立在平等沟通、真诚尊重与问题导向基础上的综合能力。它既关乎干部个体的职业修养，也折射出组织环境的制度惯性与文化生态。本文基于对基层工作实践的长期跟踪与反思，尝试从现实表象出发，剖析政工干部亲和力缺失的深层成因，并探寻可操作的改进路径。

二、亲和力之于基层政工干部：概念厘定与特殊意涵

亲和力在一般语境中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使人愿意接近、信任与配合的人际吸引力。对基层政工干部而言，其亲和力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情感层面的共情力，即能够主动感知并回应群众或同事的合理诉求与情绪变化；二是沟通层面的穿透力，即运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传递主流价值，避免空洞的官话套话；三是行动层面的执行力，即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建立关系，使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日常帮扶与矛盾化解。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政工干部的亲和力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并非简单的“老好人”形象，而是以坚定的政治立场为前提，在“引导”与“服务”之间找到平衡点。换言之，亲和力是基层干部实现“软引导”的重要工具，其本质是提升群众对组织认同感与政策接受度的策略性能力。

三、现实审视：基层政工干部亲和力不足的表现与成因

基于对多个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政工岗位的观察，当前亲和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权威压倒式”互动，干部习惯于单向命令或训导，群众稍有不同的意见便被打断或驳斥，久而久之形成隔膜；第二种是“形式悬浮式”交流，表面上笑容可掬、嘘寒问暖，但遇到实际问题时推诿搪塞，亲和力沦为一种表演；第三种是“内敛回避式”姿态，部分年轻干部或技术型干部因缺乏群众工作经验，面对复杂情绪或敏感话题时选择沉默退缩，不敢接话也不敢表态。这些表现的成因是多维的：从制度层面看，考核体系过度侧重台账、汇报和报表等显性指标，而“群众口碑”“沟通效果”等软性指标难以量化，导致干部缺乏提升亲和力的内生动力。从组织文化看，部分基层单位仍存在“官本位”残余，职务等级明显的人往往习惯于“向上汇报、向下布置”，横向与纵向的平等对话空间被压缩。从个人素养看，不少政工干部在培训中更多学习政策文本与理论话语，却较少接受心理咨询、非暴力沟通、舆情回应等实务训练，导致方法与场景脱节。

四、亲和力建设对基层治理效能的双重影响

亲和力的缺失并非孤立问题，它正在从两个方向侵蚀基层治理效能。其一，降低信息传导的准确性。当群众对政工干部产生心理防御甚至抵触时，真实民意往往被隐藏或被美化，干部获取的信息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决策失误。曾有社区调研发现，居民对某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的负面评价因干部态度生硬而不敢直言，直至项目启动后出现集体抵制，才暴露出前期沟通的失效。其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说服性实践”，需要借助情感信任作为催化剂。缺乏亲和力的干部即便说出正确道理，也容易因“对人不信任”引发“对道理也不信任”。相反，那些在基层长期保持着亲和形象的政工干部，往往能够凭借高质量的非正式互动，在调解邻里矛盾、落实惠民政策、宣传重大决策中事半功倍。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和力建设不是锦上添花的“软装饰”，而是直接影响治理成本与政策合法性的“刚需”。

五、优化进路：从制度调适到能力重塑

破解亲和力困境，需要从三个维度协同推进。第一，重构干部考核与激励体系，引入“沟通效能”评价维度。可以在现有的民主测评或群众评议中增加与亲和力相关的具体指标，例如“是否愿意听我把话说完”“对我的合理诉求是否有回应”“沟通时是否注意场合与方式”，并将结果与评优晋升适当挂钩。同时，建立容错机制，允许干部在服务群众时因方法尝试而出现的非原则性失误，降低干部的“怕出错”心理，鼓励主动接近群众。第二，推动政工干部培训内容的实务化转型。建议在常规理论培训之外，增设“群众沟通案例研讨”“情绪识别与共情练习”“冲突场景角色扮演”等模块，邀请优秀社区书记、矛盾调解员甚至心理医生担任实务讲师，帮助干部将政策语言转化为生活语言，将指令性沟通转化为共情性对话。第三，搭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制度化的“微互动”平台。例如推行“民情夜谈”“书记接待日”“网格协访”等常态化机制，要求干部定期深入群众且不设议题、不备讲稿，以倾听为主、解答为辅，在自然互动中积累信任资本。此外，领导干部也应率先垂范，在内部工作会议中倡导平等交流、鼓励不同意见的提出，从组织文化层面消解“层级压迫感”，使亲和力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而非刻意的任务。

六、结语

基层政工干部的亲和力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单纯依靠态度转变便可达成。它涉及考核导向的转身、干部能力的重组、组织文化的更迭乃至干群关系的再平衡。当前，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群众诉求趋于分化，思想政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精准、柔软、值得信赖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唯有将亲和力视为一种可建设、可评估、可提升的治理能力，并为之匹配相应的制度土壤与实践训练，才能使基层政工干部真正成为群众愿意亲近、敢于依赖、善于追随的桥梁与纽带。从每一次倾听、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实事求是的回应做起，亲和力的种子方能于细微处生根，最终长成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信任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