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的核心维度，而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则直接决定了党群情感距离的远近。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信息传播方式革命性变化，群众工作面对的“人”与“场”均已迥异于传统时期。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等现象虽已大幅改善，但部分干部仍存在“政策性强势、情感性疏离”的问题，群众对政策理解度低、对干部信任感薄弱的状况仍未根本扭转。提升亲和力，不再只是方法层面的“锦上添花”，而是关乎群众路线能否真正走深走实的紧迫课题。本文试图从理论逻辑、现实障碍与系统路径三个层面，探讨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亲和力的改进方向。
二、亲和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亲和力（Affinity）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心理学中，被界定为个体或组织使他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与认同感的综合能力。对于党的群众工作而言，亲和力并非简单的“态度温和”或“语气亲切”，而是一种包含情感共鸣、利益关切、话语共情与行动回应在内的复合性政治沟通能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域下，群众工作的亲和力本质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人格化体现——干部是否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决定了其言行能否被群众感知为“自己人”。
从时代价值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群众的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体验型”跃迁，对公共服务的个性化、人际互动的平等性、政策执行的人情味都提出更高要求。亲和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群众对党的信任度、对政策的配合度以及对社会治理的参与度。实证研究也表明，在基层矛盾调解、政策宣传、民意征集等场景中，群众对“带着情感做工作”的干部接受度远高于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干部。因此，亲和力已从“软实力”演化为实现治理效能跃升的“硬杠杆”。
三、当前群众工作亲和力不足的表现与成因
客观审视群众工作现状，亲和力不足的问题仍具普遍性，其具体表现可归纳为三个层面。
第一，话语方式的“科层化”与“疏离感”。部分干部在与群众交流时习惯使用格式化政策术语、公文式表达，缺乏将政策语言转换为生活化、情景化话语的能力。例如，在解释医保报销比例变化时，直接照搬文件条文，而不善以“以前自己掏多少、现在掏多少”的对比方式向群众说明。这种话语壁垒拉近了政策与群众的认知距离，使群众产生“干部在走形式”的印象。
第二，服务姿态的“单向度”与“俯视感”。受传统全能型政府思维惯性影响，一些干部仍倾向于“我说你听、我管你从”的单向工作模式，对群众的诉求缺乏平等倾听、对群众的质疑缺乏耐心回应。尤其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治理等利益调整领域，干部若以“上级任务施压者”而非“群众利益协商者”的身份出现，亲和力便荡然无存。
第三，情感联结的“事务化”与“碎片化”。基层群众工作日益指标化、台账化，干部大量精力用于填表、迎检、打卡，与群众的实质性互动被压缩为“完成任务”式的走访慰问。这种“见事不见人”的工作方式，严重削弱了干群之间基于持续关怀而建构的情感纽带。
究其成因，首先是制度层面对亲和力的标准化评价不足——现有考核体系偏重硬件投入与数据完成率，缺少群众情感满意度的量化指标；其次是部分干部存在认知误区，将亲和力等同于“老好人作风”，担心“太亲切”会导致威信流失；再次是基层工作负担重、人少事多，干部客观上缺乏深入群众进行情感沟通的时间与精力。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亲和力提升的结构性障碍。
四、改进方向：多维路径的系统构建
提升群众工作亲和力，不能寄望于单一举措，而应按照“话语—行为—制度—技术”四位一体的框架系统推进。
（一）重塑话语体系，实现从“政策宣讲”到“意义共构”的转换
话语是亲和力最直接的载体。改进方向在于：第一，推行“场景化翻译”。干部应当掌握将政策逻辑转化为群众生活逻辑的能力，例如把“乡村振兴战略”翻译为“咱们村的路怎么修、产业怎么做、老人看病怎么更方便”。第二，倡导“对话式沟通”。废除照本宣科式的单方面灌输，转而采用圆桌会、夜谈会、小院议事等平等协商形式，让群众在对话中成为政策意义的共同建构者。第三，善用“新媒体叙事”。利用短视频、直播、微信群等平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故事、案例诠释政策，打破层级传播中的信息衰减。
（二）优化服务行为，践行“带着温度的工作法”
亲和力最终要通过具体行动被群众感知。关键举措包括：第一，推动“首问负责制”的温情化升级。当群众寻求帮助时，不仅要做到“有问必答”，更应主动延伸服务链条，例如帮助老年人代办手机操作、为残障群体提供上门服务。第二，建立“常态化情感联系”机制。除了节日慰问，干部应定期开展“家访式”走访，了解群众真实困扰而非仅做记录。第三，推广“柔性执法”与“调解式治理”。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优先运用协商、调解、补偿等手段，减少强制措施对干群关系的损伤。
（三）健全制度保障，以科学评价倒逼亲和力提升
制度设计应当将亲和力从“隐性要求”转化为“硬性指引”。一方面，在干部考核体系中增设“群众情感评价”维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匿名的干群关系亲和度测评，指标可包括“群众对干部说话态度的满意率”“干部主动关心群众生活的频次”等。另一方面，探索建立“负面情感行为清单”，将态度生硬、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行为纳入问责范畴，同时设立“亲和力标兵”等正向激励。此外，需要合理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压缩非必要表格文书任务，把干部从“纸面上”解放到群众中。
（四）善用技术赋能，以数字工具扩大亲和力半径
数字时代为亲和力的提升提供了全新可能。一是利用大数据分析群众高频诉求与情绪变化，精准识别“痛点”并提前介入，变被动响应为主动关怀。二是开发“智慧社区”小程序，整合政策查询、办事预约、诉求反馈等功能，用流畅的线上体验替代群众跑腿。三是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技术可用于干部培训，模拟与群众沟通的难点场景，提升干部共情能力。但须警惕技术异化——线上互动不能取代线下走访，数字工具只能是亲和力的“放大器”而非替代品。
五、结语
亲和力是新时代群众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它既关乎方法论，更关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亲和力的提升不是技术操练的产物，而是党的群众立场在行为层面的自然流露。只有真正将“人民至上”内化为每名干部的情感基因，才能在与群众面对面时传递出真诚的亲近感，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时释放出坚实的感召力。展望未来，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建设应当嵌入全面从严治党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通过话语、行为、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进化，使党始终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坚强依靠。这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历史赋予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深层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