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而群众动员则是党组织将治理意图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核心环节。近年来，随着治理重心下移与资源下沉，各地在党建引领下探索出网格化管理、党员联户、志愿服务积分制等多元化的群众动员实践。然而，动员的深度与效度并非线性递增：部分社区呈现“组织内部动员充分、外围群众参与冷淡”的结构性失衡，部分区域则因动员方式行政化而陷入“依赖性参与”的困局。如何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认同”，从“运动式聚合”迈向“制度化共治”，成为当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命题。本文基于全国多地的田野观察，梳理当下群众动员的主要实践形态，剖析其效能受限的深层机制，并尝试提出从权力驱动向信任融通转型的优化路径。

一、实践形态：组织嵌入与社会再造的双重路径

从实践抽样来看，当前党建引领下的群众动员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典型样态。其一为“组织嵌入型”，即通过党小组下沉至网格、党员骨干包联到户，在行政末梢与居民日常之间建立信息传递与资源对接的桥梁。例如“红色物业”模式中，党组织将组织触角延伸至业委会与物业公司，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治理主体的组织化整合，进而动员业主参与公共事务协商。其二为“项目撬动型”，借助微公益创投、民生微实事等载体，以小额资源投放激发群众自组织行为，让居民在项目执行中习得协商习惯与公共精神。但这类动员往往面临“积极分子循环”困境——持续参与的总是少数固定面孔，普通居民仍停留在“被服务”而非“共行动”的状态。其三为“价值感召型”，主要依托先锋党员的事迹宣讲、道德评议等符号化手段，在特定议题（如垃圾分类、疫情防控）中快速凝聚共识。该类动员短期爆发力强，但可持续性易受外部激励波动影响。总体而言，三种形态均体现了“组织在场”对“社会再造”的强驱动，其共同特征在于以党组织的权威与资源为引擎，通过层级传导与节点激活将个体连接进入集体行动网络。

二、效能困境：权力距离、信任赤字与结构挤出

尽管动员手段日益丰富，但调研中亦发现三组突出的张力。首先是“行政吸纳”对“自发热情”的挤出效应。当动员任务被纳入考核指标后，基层干部倾向于采用任务分解、积分兑现等工具化方式快速达标。居民对此的回应往往带有表演性：为积分而扫码、为照片而打卡，一旦激励撤销，参与便迅速衰减。这种“激励成瘾”使得内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反而被工具理性消解。其次是“信息编码”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距离。党组织传达的政策语言偏向宏观与规范，而群众关切的多是楼道清理、停车位分配等具体琐事。若动员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转译”环节，居民极易产生“你说你的、我忙我的”的心理隔离，导致动员停留在形式参与层面。第三是“代际分化”导致的参与断层。老年群体因时间充裕且对组织有历史情感依赖，成为当前动员的主要响应方；而青年群体因工作繁忙、网络化交往习性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感，往往仅在“被点名”时被动现身。若不从机制上回应不同群体的偏好差异，动员的覆盖广度与深度将长期受限于代际结构。

三、效能提升：从权力传递到信任共建的四项原则

破解上述困局，不能仅仅依赖强化组织执行力，更需要重构动员的逻辑起点——从“如何让人来”转向“为何让人愿来”。提升效能需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一）从指令清单转向议题协商：降低话语门槛

动员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议题是否能与群众生活经验形成共鸣。基层党组织应主动将“上级要干什么”转化为“群众需要什么”，通过开放空间会议、民情驿站、线上微议事等柔性平台，让居民在公共预算编制、社区空间改造等议题中拥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此过程并非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将领导力内嵌于议程设置与规则供给之中，使动员从“通知式”进化为“共议式”。

（二）从身份标签转向能力认可：丰富激励结构

现行动员常依赖于党员身份这一标签资源，但非党员群众缺乏同等的荣誉感来源。需建立多元化的“公共贡献”认可体系：例如，对积极参与社区环境维护的居民授予“社区卫士”称号，对长期提供技能服务的商户颁发“邻里伙伴”认证，并在子女入学、就医挂号等公共服务领域给予象征性优先。关键是要将认可与群众的现实关切挂钩，而非仅停留在精神表彰层面。

（三）从层级管控转向节点赋能：培育骨干网络

每一次成功动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关键“节点人物”——他们既是组织意图的理解者，又是群众情绪的感受器。基层组织应系统识别并培育这类“天然领袖”，给予他们资源使用权、小额资金支配权以及信息知情权，使其从被动执行者成长为自主协调者。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矛盾集中事务中，由楼栋长牵头组织意见征集与方案比选，党组织提供法律咨询与政策兜底，可将外部动员转化为内部共识。

（四）从运动突击转向制度嵌入：稳定参与预期

动员效能的可持续性需要制度化的时空保障。建议在社区层面设立固定的“公共议事日”或“邻里服务周”，将分散的参与行为转化为可预期的公共节律；同时建立居民参与积分与公共服务挂钩的“权责清单”，明确居民在享受社区服务的同时需履行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义务，将动员从“额外负担”重新定义为“公民应尽之责”。

四、结语：走向具有回应性的动员生态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群众动员，本质上是党的组织资源与社会动员能力之间的深度耦合。当前，单纯依靠权力驱动与物质激励的动员模式已显疲态，亟需向“共生型动员”转型——即党组织不是单向地“发动”群众，而是在回应群众真实需求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集体行动的力量。这要求基层干部不仅要懂政策，更要懂人心；不仅要会组织，更要会倾听。从实践走向规范的进程中，唯有将“群众在哪里”与“群众要什么”作为一切动员工作的起点，才能真正实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跃迁，让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善治的持久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