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有文化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播主流价值、引领社会风尚、服务人民精神需求的多重使命。在文化产品开发的全链条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嵌入程度与效能发挥，直接关乎产品的价值底色与市场生命力。当前，随着媒体深度融合、数字技术迭代与文化消费升级，国有文化企业面临着既要“立得住”又要“走得远”的双重考验。思想政治工作的赋能并非简单的“贴标签”或“喊口号”，而是要真正融入创作逻辑、生产机制与传播体系之中。然而，审视当下实践，思政工作与文化产品开发之间仍存在结构性错位与功能性虚化的问题。本文旨在从现状出发，剖析国有文化企业思政工作赋能文化产品开发的主要特征与现实困境，进而探寻优化路径，为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深度与市场竞争力提供学理参考。

一、赋能的模式特征：由“嵌入式”向“耦合式”转化

近年来，国有文化企业积极探索思政工作与文化产品开发的有效结合方式，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模式。从总体趋势看，赋能的模式正从单向的“嵌入式”向双向的“耦合式”转化。所谓“嵌入式”，指在既有的内容生产流程中局部增加思政元素，例如在剧本创作中设置符合主流价值的情节线，或在宣发环节强化导向审查。这种模式操作简便，但容易产生“两张皮”现象，导致产品出现说教味浓、艺术性弱的弊病。

相较之下，“耦合式”赋能更强调思政工作与创作生产的深度交融。一些头部国有文化企业开始构建“前置性价值研判机制”，在选题策划阶段即引入思政专家参与，将价值引领内化为故事内核与人物动机，而非后期添加。例如，在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开发中，创作团队与党史专家、思政工作者共同搭建“价值框架”，使历史叙事与当代精神产生共鸣。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思政工作不再是一种外部约束，而成为激发创作灵感、提升产品精神高度的内生资源。然而，从全行业来看，真正实现“耦合式”赋能的案例尚属少数，多数企业仍停留在“嵌入”阶段，甚至存在“标签化”应付的现象。

二、现实困境的多维审视

尽管部分实践已显示出积极成效，但国有文化企业思政工作赋能文化产品开发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首先，体制惯性导致“重审核轻创作”的倾向明显。在部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被窄化为“安全阀”与“过滤器”，工作重心落在内容审查与风险规避上，而忽视了其在创意激发与价值提升方面的正向作用。这种“堵”多于“疏”的管理思路，极易压制创作活力，使产品趋向保守与同质化。

其次，专业壁垒造成沟通成本高企。思政工作队伍与内容创作团队分属不同专业领域，彼此在话语体系、评价标准和工作节奏上存在显著差异。思政工作者强调逻辑严密与价值导向，创作者追求艺术表达与情感冲击，两者间的张力若不能有效协调，往往导致双方“各说各话”，难以形成合力。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国有文化企业从业者认为，思政工作与创作生产之间的“翻译”环节缺失是导致赋能低效的主因。

再次，激励机制错位削弱了内在动力。当前对国有文化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社会效益指标虽在权重上有所提升，但量化标准仍不清晰，且与经济效益指标在实操层面往往难以兼顾。在具体项目开发中，思政工作的价值贡献不易被精确衡量，导致投入产出比模糊，使得企业和个人缺乏持续投入的积极性。这种激励真空使得思政工作常常沦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边缘环节。

三、市场与价值之间：产品开发的张力与平衡

文化产品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这一双重规定性决定了国有文化企业在产品开发中必须处理市场诉求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张力。现实中，部分企业过分倚重流量逻辑，在选题上追逐热点、在内容上迎合浅层娱乐，导致思政赋能流于表面。例如，某些“主旋律”作品将宏大叙事简化为口号堆砌，或强行加入情感戏份以吸引眼球，结果既未能实现价值传播，也未能获得市场认可，陷入“两头不靠”的尴尬境地。

与此同时，也有企业因过度强调导向而忽视产品形态的审美创新，造成内容说教性强、感染力弱。新时代的文化消费呈现出分众化、体验化、情感化的特征，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教化，而是渴望在审美体验中自然获得精神共鸣。这就要求思政赋能必须从“直接宣导”转向“间接涵化”，通过提升产品的文学性、叙事张力与视听表现力来实现价值的隐性传递。总结成功案例可以发现，那些获得社会与市场双重肯定的作品，无一不是在保持思想深度的同时，在艺术表达与制作水准上达到了专业高度。由此观之，思政赋能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加什么”，而在于“怎么加”。

四、路径优化：构建系统化赋能机制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理念、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推进系统性变革。在理念层面，应确立“价值与艺术共生”的创作观，打破思政工作与内容创作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思政工作者需认识到，好的文化产品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思政载体，创作出品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与此同时，创作者也应当主动将价值思考内化为创作自觉，而非被动接受外部要求。

在制度层面，应建立覆盖全流程的协同工作机制。具体包括：在选题策划阶段设立“价值共创会”，由思政引导员与主创团队共同打磨核心立意；在创作生产中引入“动态价值评估”，而非仅在终审阶段进行“一票否决”；在传播宣发环节强化“价值阐释”，帮助受众理解产品深层含义而非仅仅输出噱头。此外，还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思政赋能的实际成效纳入项目绩效评估，设置可量化的观测指标，如产品引发的公共讨论质量、受众的价值认同程度等。

在能力层面，需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国有文化企业应有计划地推动思政工作者与创作人员交叉培训，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使双方熟悉彼此的工作语言与思维方式。同时，可探索建立“产品思政官”岗位，由既懂内容又懂思政的专门人才负责统筹协调，减少信息损耗与沟通摩擦。数字技术也为赋能提供了新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受众的价值偏好与情感反应，可以帮助创作团队更精准地把握价值表达的方式与尺度。

结语

思政工作赋能文化产品开发，不是一项外加的政治任务，而是国有文化企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内在要求。当前，从“嵌入”到“耦合”的模式演进已显示出积极趋向，但体制惯性、专业壁垒与激励错位等深层次问题仍需正视。唯有在理念上实现价值与艺术的深度融合，在制度上构建系统化的协同机制，在能力上培育复合型人才队伍，才能真正将思政工作的“软实力”转化为文化产品的“硬支撑”。面向未来，国企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恰恰就在于这种将主流价值转化为文化感染力的独特能力。能否走通这条路，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发展，更关乎整个文化领域能否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持续奏响主流声音，提供有意义的精神食粮。这既是时代的考题，也是实践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