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群众获得感。随着城镇化加速、社会结构多元以及利益诉求分化，传统的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党支部，作为党在基层的神经末梢，承担着政治引领、资源整合和服务群众的核心功能。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通过强化党支部建设来驱动基层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已成为提升治理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命题。本文从党支部建设视域出发，剖析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审视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索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基层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二、党支部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逻辑

（一）政治引领：凝聚协同共识

党支部的首要职责是政治功能。在多元治理主体（如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体等）共存的格局中，不同的利益诉求常常导致行动碎片化。党支部通过组织生活、政策宣讲、主题党日等形式，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基层共同的价值导向，减少博弈成本。这种政治引领并非简单命令，而是通过协商沟通构建出“最大公约数”，为协同行动提供思想基础。

（二）组织嵌入：打通协同壁垒

传统的条块分割导致资源与信息在部门间流动不畅。党支部通过组织覆盖（如网格支部、楼栋党小组、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将党的触角延伸至治理末梢，打破了行政边界和行业壁垒。这种嵌入不仅实现了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更建立了信息共享和快速响应的网络。例如，在疫情防控、矛盾调解中，党支部主导的“社区-物业-驻区单位”联动机制显著提高了协同效率。

（三）资源整合：降低协同成本

基层治理常面临“小马拉大车”的资源困境。党支部凭借组织优势和群众基础，能够有效整合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党建+”模式（如党建+项目、党建+志愿服务），党支部将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向治理薄弱环节，避免了重复投入和资源闲置。同时，党支部的党员骨干往往兼任各类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形成了“一肩挑”式的协同枢纽，从而降低了沟通与协调的交易成本。

三、当前基层治理协同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协同主体地位不平等与权力惯性

在实际运作中，部分党支部仍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管理，将其他治理主体视为“下级”或“配合者”，导致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等主体的自主性被削弱。平等协商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尤其在涉及利益分配时，协同往往演变为形式上的“开大会”而实质上的“一言堂”。这种权力惯性抑制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使协同停留在表面。

（二）制度供给不足与协同程序模糊

虽然各地探索了联席会议、网格化管理等协同形式，但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例如，跨部门信息共享的权责边界不清，党支部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职能交叉导致“都在管、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此外，协同的启动条件、运行流程、争议解决等程序性规定尚不完善，使得协同多依赖个人关系或临时性安排，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党员能力短板与资源依赖失衡

部分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缺乏现代治理所需的专业知识（如法律、财务、社会工作等），在协调复杂矛盾时力不从心。同时，资源过度依赖上级拨款或政府项目，社会资本和内生动力挖掘不足。一旦财政压力增大或政策调整，协同网络便难以维系。这种“输血式”协同难以转化为自我造血的长效机制。

四、党支部建设视域下强化基层治理协同的路径

（一）强化政治功能，构建协同型支部组织架构

必须将党支部建设从“事务性”向“引领性”转变。一方面，优化支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吸收社区能人、业委会成员、法律顾问等进入支委，形成复合型领导团队。另一方面，推行“支部+网格+社会组织”的网格化党建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使党员成为协同的“粘合剂”。同时，健全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重大事项进行协商，确保各主体话语权平等。此外，要畅通民意反馈渠道，让群众诉求通过党支部直达决策层，减少信息失真。

（二）完善制度供给，推动协同规范化、常态化

制定《基层治理协同工作细则》，明确党支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的权责清单与协同流程图。重点建立三项机制：一是信息共享机制，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治理数据的互认互通；二是利益协调机制，设立党员调解工作室，前移矛盾化解端口；三是监督评价机制，将协同效能纳入党支部考核指标体系，并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群众满意度测评。制度的刚性约束能够避免“人走政息”，为协同提供法治保障。

（三）激发内生动力，培育协同文化与人才队伍

党支部应致力于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氛围。通过党员示范岗、优秀协同案例宣传，强化居民和社会组织的责任感。同时，加大对支部党员和骨干的治理能力培训，内容涵盖协商技巧、项目管理、应急处突等。探索“党员积分制”与志愿激励挂钩，鼓励更多党员下沉网格、担任楼长。更重要的是，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如义工队、互助组等），使其成为协同的重要载体。党支部可以牵头成立“社区发展基金”，引入企业捐赠和众筹模式，拓宽资源来源，变“等靠要”为“主动造”。

（四）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协同效率与精准度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建设智慧党建与智慧治理融合平台。例如，搭建“民呼我应”线上系统，实现居民诉求一键上报、支部派单、多方协同、闭环反馈。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协同堵点，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注意防止数字形式主义，坚持“实用为先”，避免过度留痕。数字赋能的核心是让协同响应更敏捷、决策更科学，最终增强群众获得感。

五、结语

党支部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强化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生关系。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只有转化为协同治理的效能优势，才能真正实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服务送到家门口”。破解当前协同中的权力惯性、制度短板和资源依赖，需要从组织架构、制度供给、文化培育和数字技术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未来，应当进一步推动党支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赋能型”转变，将党的建设嵌入治理全过程，使基层治理体系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唯有如此，方能书写新时代基层善治的生动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