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突发公共事件频发，从重大自然灾害到公共卫生危机，从特大城市运行安全到基层社会治理风险，每一次突发事件的应对都在拷问一个治理体系的核心能力：能否在最短时间内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有序、有力的集体行动。群众组织力——这一在革命战争年代被反复锤炼的治理资源，在当代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呈现出怎样的运行逻辑？其效能转化的关键条件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基于近年来的实践观察，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一、群众组织力的内涵演变与当代语境
传统意义上的群众组织力，往往指向党领导下动员群众参与政治运动或生产建设的能力。然而在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中，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显著扩展。它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而是涵盖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横向社群协作以及群众与专业力量之间的协同配合。简言之，当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群众组织力，是指社会成员在危机情境下，基于制度框架、信任网络与共同目标，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行动协调的复合能力。
这一能力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情境依赖性。组织力的强弱并非恒定，而是高度依赖危机类型、预警时间、社区结构等变量。其二，制度嵌入性。任何群众组织行动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受到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基层治理体系的深刻形塑。其三，技术中介性。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众组织的信息传递方式与行动协调机制。
二、预警与准备阶段：组织力的潜伏与激活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效果，往往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部分决定。实践观察表明，那些在常态下就保有较高组织化程度的社区或单位，在危机来临时表现出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低的协调成本。这并非偶然。日常的网格化管理、社区议事会、志愿者队伍，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休眠状态”的组织网络——平时或许不显山露水，但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被迅速激活。
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工具在预警阶段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多地推行的应急广播系统、社区微信群矩阵、灾害预警App，实质上是将组织力前置到信息传播环节。信息的及时触达是组织行动的前提，而技术手段大大缩短了这一链条。然而，技术只是载体，真正的组织力体现在：当预警信息发布后，群众能否自动进入“角色状态”——知道做什么、找谁做、怎么做。这种“角色预设”恰恰是日常演练和科普教育的结果，是制度性组织力的延伸。
三、响应与处置阶段：从分散个体到集体行动的转化
危机爆发后的黄金响应期，是群众组织力接受检验的关键窗口。近年来多起突发事件的应对实践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第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依然是组织力的核心支撑。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等场景中，党员先锋队、临时党支部、下沉干部迅速成为群众的主心骨。这种组织力的本质，是制度性权威在危机情境下的有效转化。群众之所以愿意听从指挥、服从安排，根源在于对党组织长期积累的信任。
第二，群众自组织能力加速形成“自我响应”机制。在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前的“空白期”，邻里互助、楼栋自治、小区自发值守等行动大量涌现。这种自发性组织不是无序的，而是依托于社区既有的人际网络和沟通渠道。值得注意的是，自组织能力强的社区，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居民之间互相认识、信任，有共同的活动空间或历史记忆。这种“软性基础”在危机中发挥着远超预期的硬性作用。
第三，数字化工具重塑了组织力的微观运行方式。物资需求对接平台、志愿者招募小程序、在线文档协作工具……这些技术产品使得信息汇集、任务分配、进度跟踪变得高度透明和高效。但也要看到，技术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组织力——它需要与线下的组织架构和人际信任相结合。实践中，“线上动员+线下执行”的模式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组合。
四、恢复与重建阶段：组织力的存续与制度化
危机过后，群众组织力往往会经历一个从高潮到回落的过程。如何不让这股力量在常态中消散，而是转化为治理的持久资源，是更深层次的课题。
实践中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部分受灾地区在恢复重建阶段，将应急期间形成的志愿者队伍转化为常态化的社区服务力量；一些社区将疫情期间建立的楼栋群、居民群保留下来，作为常态沟通渠道；还有一些地方将应急响应中暴露出的组织短板进行系统梳理，修订完善基层应急预案。这些做法的共同点在于：以制度化方式将临时性、应激性的组织力，固化为长期性、结构性的治理能力。
相反，若忽视这一制度化过程，则可能出现“危机一过，一切照旧”的局面。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都是一次组织力的“压力测试”和“实战练兵”，但如果缺乏回顾、总结、沉淀的环节，这些宝贵的经验就可能流失。组织力的跃升不是自动完成的，它需要主动的制度设计和对经验的刻意保存。
五、制约群众组织力发挥的结构性因素
在肯定实践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正视群众组织力发挥面临的多重制约。其一，社会原子化趋势削弱了传统组织基础。在高度流动、异质性强的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缺乏交往，互信薄弱，这从根本上制约了自组织的生成。其二，基层治理负担过重导致精力分散。社区工作者长期处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态，疲于应付日常事务，难以在组织力建设上投入足够精力。其三，技术应用存在数字鸿沟。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在获取信息和参与线上组织时面临障碍，这使得部分群众在紧急状态下被边缘化。其四，法制保障尚存短板。群众自组织行为的法律地位、责任边界、权益保障等方面仍有模糊地带，影响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
六、提升群众组织力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观察与分析，提升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群众组织力，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夯实基层治理的日常根基。群众组织力不是应急时“临时抱佛脚”能够获得的，它植根于常态下的社区建设。应持续做实网格化管理，丰富社区公共生活，培育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日常的组织密度决定了应急时的响应速度。
其次，强化制度衔接与预案演练。要将群众组织力的培育纳入应急预案体系，明确不同情境下群众的角色定位、行动指南和指挥关系。定期开展基于实际场景的演练，让群众在模拟中熟悉流程、建立默契。
再次，注重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在推广数字化工具的同时，必须保留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确保不同群体都能被覆盖。技术应当服务于组织力的提升，而不是制造新的壁垒。
最后，建立健全激励与保障机制。对在应急响应中表现突出的群众组织和志愿者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群众参与应急行动的权利、义务和法律保障，消除后顾之忧。
七、结语：从应急之用到治理之基
突发公共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群众组织力的真实光谱。实践反复证明，一个社会的韧性不仅取决于专业救援力量的多寡，更取决于普通群众在危机中能否被有效组织起来、能否实现自我保护与互助。群众组织力从来不是应急情境下的“临时拼凑”，而是社会治理体系在常态化运行中积累的信任、制度与文化资本的集中释放。
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将每一次突发事件中的组织力实践视为一次珍贵的制度学习机会。通过系统性的回顾、反思与改进，将应急过程中展现出的群众力量有效沉淀为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唯有如此，“组织起来”的传统优势才能在复杂多变的风险社会中持续焕发生机，真正实现从应急之用到治理之基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