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以及群众诉求的多元化演进，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工作方式、话语体系和服务机制上显现出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行政色彩过浓、组织活动悬浮、与群众情感联结弱化等现象，其本质是组织亲和力的不足。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根基的稳固不仅取决于权力的刚性行使，更依赖于情感动员与价值认同的柔性嵌入。因此，探寻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亲和力的系统路径，绝非简单的“工作技巧”问题，而是关乎党在农村执政基础巩固、治理能力跃升的战略课题。

一、体制优化：从“行政化管控”向“服务型嵌入”转型

农村基层组织“去亲和力”的首要根源在于其日常运行的过度行政化逻辑。乡镇政府将大量考核任务、数据填报、会议传达等行政事务下沉至村级党组织，致使村干部陷入“表格里的治理”与“会议中的服务”，与村民面对面的深度互动时间被严重压缩。这种行政化导向客观上塑造了党组织的“离地感”：群众有困难时找不到负责人，组织有要求时只能被动响应。

提升亲和力，首先要从制度层面将组织的“兜底服务”功能置于核心位置。具体而言，应建立“微权力清单”与“服务需求清单”的双向对接机制，明确党组织在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服务事项，如土地流转协调、用水纠纷调解、老幼照护衔接等。同时，推行“村级事务准入制度”，严禁非必要行政事务向村级组织摊派，将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开展“入户走访”与“民情恳谈”。更进一步，应探索“多网合一”的基层治理模式，将党建网格与治安、民政、卫生等专业网格有机整合，使党员能够以“网格员”身份常态化进驻农户，在信息采集与政策宣讲的同时收集潜在诉求，实现“问题在网格发现、服务在网格对接”。

体制优化的另一关键维度在于重塑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结机制”。可尝试推行“党员联系户”制度，建立“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稳定帮扶关系，并引入“双向评价”机制，将群众对党员服务的主观满意度纳入考核权重。这种将行政绩效与情感评价并轨的导向，能够倒逼党员干部从“完成交办任务”转向“解决群众痛点”，从内心确立服务而非管控的角色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型嵌入并非包办代替，而是要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自觉，使组织真正成为“依靠桥梁”而非“代理家长”。

二、话语重构：从“文件式表达”向“群众性对话”转换

语言是组织与群众之间最直观的“情感温度计”。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政策落地、开展思想教育时，习惯于自上而下的“文件式表达”，惯用政治术语和官样措辞，导致农村党员与普通村民之间产生“话语鸿沟”。这种鸿沟不仅是表达方式的差异，更是权力距离的隐喻：组织在话语系统中居于高位，群众则处于被动的“听命令”状态，亲和力自然难以生根。

话语重构的核心在于“翻译”——将宏观政策语言转译为群众可理解的“乡土语汇”。例如，在宣讲共同富裕政策时，可以结合本村先行致富村民的真实案例，用“算账”的方式讲清“先富带后富”的具体路径，而非简单宣读文件条文。在组织“三会一课”时，应尽量减少空洞的“表态式发言”，代之以围绕农田水利、村集体资源分配等具体公共事务的“开放式讨论”，让党员大会不仅成为政治学习场所，更成为群众意见的集中表达空间。

更进一步，应激活农村的“话语共创”机制。村党组织可以在村民聚集的祠堂、文化广场或微信群等非正式场域设立“乡亲议事会”，定期就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党组织书记和党员干部以“普通参与者”而非“裁判者”身份参与对话。这种“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能够打破“我说你听”的僵化格局，让群众感受到组织不仅是政策的输出端，亦是公共意见的倾听者与汇聚者。当组织的语言与群众的生活语言同频共振，亲和力便会自然流淌而出，成为治理有效性的无形润滑剂。

三、数字赋能：从“线下单向传递”向“线上线下协同互动”演进

信息技术革命重塑了农村社会的交往形态，年轻务工群体与留守老人之间的数字鸿沟并存，构成了当下基层治理的新环境。部分村级党组织仍坚持“一张黑板、一个喇叭、一张公告”的传统沟通模式，难以覆盖常年外出务工的青年群体，也难以满足村民对即时性、透明化服务的需求。提升亲和力，必须借助数字工具实现服务触角的全域延伸与治理过程的低成本参与。

具体而言，应构建“一村一码”的数字服务平台，将村务公开、政策咨询、办事预约、诉求反馈等功能整合至微信小程序或村级公众号。平台应保持低门槛设计，支持语音输入与方言识别，确保老年群体也能参与使用。更重要的是，数字平台不能沦为被动的“信息发布墙”，而应成为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双行道”。例如，设置“书记信箱”即时反馈模块，村干部需在24小时内对群众留言给予答复或转办，并公示处理进度。同时，建立“线上议事厅”，通过直播、投票、问卷调查等形式，让在外务工党员与村民能够远程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弥补因空间距离造成的参与感缺失。

数字赋能的另一要义在于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服务的“预见性”与“精准性”。村级党组织可以依托系统后台的数据沉淀，识别群众的共性需求与高频问题，例如适龄儿童入学、慢性病报销、惠农补贴申领等，主动生成“服务提醒”并推送至相关农户。这种将“人找服务”转化为“服务找人”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组织回应的效率与温度。不过，数字手段永远需要线下配合，线上收集到的诉求必须同步同步到村两委例会与入户回访环节，形成“线上收集诉求—线下核实办理—线上反馈结果”的完整闭环，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与依赖。

四、情感治理：从“行政绩效导向”向“价值认同塑造”深化

体制机制与话语层面的优化为亲和力提供了制度条件，但要使之持久而深厚，则必须触及治理的情感内核。情感治理并非一味迎合或情绪妥协，而是有意识地运用人文关怀、共同记忆、道德动员等柔性元素，在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建立超越功利计算的信任纽带与价值共识。

首先，应强化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关注与常态化关怀。高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慢性病患者等群体，往往因表达渠道不足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组织的亲和力恰恰体现在对这类群体的主动“发现”与“拾取”。可探索建立“民情档案”，记录每户家庭的人口结构、健康状况、主要诉求与关键时间节点（如生日、入学、疾病治疗周期），由党员志愿者或网格员分片包干，在重要节点进行走访慰问、情绪疏导与实际帮扶。这种制度化的“温情管理”，能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在场感”而非“距离感”。

其次，基层党组织应注重运用“社区公共生活营建”来培育共同的集体认同。农村的祠堂节庆、丰收节、集体观影、红白喜事互助等“公共事件”，是构建情感联结的天然场景。党组织应主动融入这些非正式活动的组织与引导过程，而非仅仅承担“严管”角色。例如，在春节组织“乡贤恳谈会”时，不局限于招商引资，更注重交流在外乡贤对家乡的情感寄托与建设建议；在活动策划中设置“孝老爱亲”表彰、“最美庭院”评选等仪式性环节，以正面价值观的传递强化集体归属感。这种将治理寓于生活之中的方式，远比单纯的宣讲和标语更具情感穿透力。

结语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亲和力，本质上是一场基层党组织从“管理型”向“服务型”、从“他者化”向“嵌入态”、从“行政统治”向“情感善治”的深层转型。这一转型不是简单的姿态调整或技术更新，而需要制度创新、话语重构、数字赋能与情感治理的协同推进。核心要义在于：基层党组织必须从“群众的上级”彻底转变为“群众的内部”，使自己真正成为乡村生活肌理中不可或缺的血脉。当组织的话语被群众听懂、行动被群众感知、情感被群众共鸣，治理的效能便不再依赖于权力的威慑，而是根植于源自民心的认同与共意。唯有如此，农村基层党组织才能在新一轮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真正释放出引领力、组织力与向心力同频共振的治理潜能。